日本学界一向重视实证研究，以研究的深和细著称，冷战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上“冷战史新研究”的出现，日本的冷战史研究也跨入一个新阶段。

　　新史料的发掘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者的作用毋庸赘言，而对于冷战史学者来讲，第一手的史料无疑是外交档案。1976年开始，日本外务省根据30年以前的外交档案经过审查须予公开的原则开始解密战后的外交档案，但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外务省解密的档案对冷战史学者而言仍价值不大。因此，与我国一样，当时日本的冷战史学者所能利用的第一手史料主要也是美国的解密档案。但在网上能够阅览和下载FRUS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之前，中国大陆的冷战史学者要利用FRUS只能到北京、上海的为数不多的科研院所和图书馆借阅，非常不方便。而日本藏有FRUS的机构较多，学者可以相对方便地利用FRUS，此外几位日本学者还下大力气编撰了《美国对日政策文件集》，至今已出版了25集，涵盖1955年至1970年代初美国对日外交和防卫政策为中心的解密档案，且编撰的全部是影印档案。这一点类似我们可以利用的DNSA（美国国家安全电子档案）、DDRS（解密文件参考系统）等两个数据库。此外，毛里和子等人还主持翻译了《尼克松访华机密会谈录》（2001年版）和《周恩来基辛格机密会谈录》（2004年版），当时我国国内的研究者能看到这些解密档案原件的人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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