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单位制和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控制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向后工业社会或者说高度现代化阶段的转型，市场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他还包括高速城市化、信息化、产业结构转型等部分。

　　产业结构转变与空间移动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不断提高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流动一方面表现为身份与地位的转换比以前更为开放，另一方面表现为空间上的变动更为频繁。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的一个规律是产业结构的变动，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的另一个面向就是劳动力的转移，大量农业和工业劳动力必将向第三产业转移，转移的节点就是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转化为农民工，这一类人群不是传统单位制管辖的对象。企业职工失业形成一个被单位体系排斥的群体，自谋职业的城市无业人群、新毕业大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形成与“单位”在认同和社会联系上十分淡漠的群体，还有市场经济创造出的“新资本家”甚至与单位体制有利益上的对立。这些新变化使单位制一统天下的一元式控制结构难以为继。

　　产业结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建立为就业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促成了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移动，这既包括乡—城流动也包括了城—城流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自然瓦解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城市基层管理组织街道居委会体系，同时还对基层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管理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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