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汪德迈以一个欧洲学者的眼光看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汉文化诸国和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汉文化诸国和地区为发展而西化，由西化而日益淡化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身为亚洲地区的知识人，难道不应该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的勇气，付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就不止是一个学术讨论方式的转型而已。

　　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冲击和启示下形成的。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尽管有从汉学（Sinology）到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转变，但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以外，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西方中心观”为主的中国研究受到一些富有反省力的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在这里，我想举两部著作为例：一是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二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Mizoguchi Yuzo）的《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两部著作的共同点就是对学术研究（主要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的挑战，强调以中国历史的内部为出发点，用中国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即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对此问题，中国学术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用以概括十多年来我在学术上的一个努力方向，也试图对当代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作一个初步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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