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研究现在已经成了专门学问。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也随之有所耳闻。有人说它是一个人为的、生造的学科；有人说中国的事情尚未研究完，何必再去研究“域外”；更多的人则怀疑它的意义和可行性。这些批评有助于研究者自我反省，值得重视。

　　不过，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了，域外汉籍研究于是被踩成了一条大路。这就像许多溪流汇到一起，成就了一条大河。我认为，要回答以上批评或质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踩路的过程或河流汇聚的过程，以便明确这门学问得以产生的动机。

　　我最初接触域外汉籍是在1984年，也就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图书馆访书。有一天，偶然看到一套刚刚进口的《日本古典全集》，便受到强烈震撼，因为这套书中收录了几种重要的日本音乐古籍——《教训抄》、《续教训抄》、《体源抄》、《乐家录》、《歌舞品目》等。这些书都是关于“唐乐”或日本雅乐的书，其中记录了唐代曲子和大曲在日本的流传，并具体记录了这些乐曲的结构和表演方式。它们对于我的唐大曲研究和唐著辞、唐曲子研究，事实上是不应缺少的。我于是把这些资料补进了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也萌发了一个愿望：找机会去日本全面收集类似的资料，以便同中国的唐乐资料进行比较，真正说清楚唐乐的本相和流变。尽管这个愿望直到2008年才实现，但它生根发芽的时间是1984年。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应该有许多学者已经知道：即使从“礼失求诸野”这个道理看，我们也要研究域外汉籍。由此可见，这门学问并非出自人为和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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