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谈谈目前中国和世界上，阅读及阅读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聂震宁：我记得林语堂曾经说过，读新闻纸不算读书。他认为真正有益的读书，是那种能引领我们进到沉思境界的读书。我的看法不那么绝对。读新闻纸也是一种阅读，是“新闻阅读”。 读新闻当然也很重要，甚至各种阅读都是开卷有益的。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读书活动。

　　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十分迅猛，给传统出版和传统阅读都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网络化阅读也好，数字化阅读也好，只要它是读书，不论它的载体是什么，读竹简帛书算阅读，读电子书怎么就不算阅读？关键是读的对象应该是“书”，而不是通常的新闻、消息和零星的知识。所以数字化阅读还有待于甄别，有待于提高，有待于我们再理解。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毕竟提高了人们阅读的便捷性，便于读者很快找到阅读文本，便捷地阅读，这当然很好。但是数字化、网络化阅读有它的不足，比如网络阅读碎片化、零碎化很明显，很多时候只是“新闻纸”阅读。我并不认为一定要读书才算是阅读。但林语堂当年这样讲，是有他的道理的。读书总是要更为完整、深刻，更为有利于一个人心性、思想、素质的修养。而有的网民根本就不是在读，而是在“MSN”，这只是一种交谈。因此不能把网民数量统计为读者数量，更不能统计为读书人口数量。

　　现在，在我们国家，甚至在世界很多地方，全民阅读的最大问题是阅读的过度功利化倾向。为了赶考、备考读书，为了很直接的实用目的读书，譬如读英文是为了出国，读《周易》是为了算命，读经管书是为了办公司，不属于全民阅读的范畴。阅读的功利性太强，会影响全民阅读的真正效用。我认为，全民阅读，是一种有趣、有益的阅读，带有一定的个人审美特性，应当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一是读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书，二是要读自己喜欢的书。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算是好的阅读，是对社会大众有益的阅读，也才应该是我们所提倡的全民阅读。世界读书日所提倡的读书是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发现读书的乐趣，并以此对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的人们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表示感谢和尊重，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有益于社会、人生同时也是自由的读书生活。

　　但要让广大公众有书读，特别是有好书读，就要求出版社多出好书，或者说，在所出的书中，好书所占的比重要越高越好。但现实是，好书并不是很多，当然坏书也不多，平庸书则比较多。读者有意见，出版社难辞其咎。全国现在一年出版27万种书，数量增长很快，但好书的增长并没有那么快。几年前，全国一年出版10万种书时，中国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书品种加起来是大约不到1万种，市场占有率为7%，现在全国年出书品种已经27万种了，中国出版集团还是1万种，市场占有率还是7%。这说明什么呢？首先说明是我们的生产能力不足，计算起数量增长百分比是负数，这不太好，但也说明我们的出版社还是比较注意出书质量的，因为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并没有掉下来，单品种效益还比较好。我经常提出的要求是“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最根本的还是要又好又快地发展。

　　记者：您曾在“两会”的议案中建议，将孔子诞辰日，即公历的9月28日定为中国的读书节，这一提案的反响还是很大的。您为什么提出这个议案呢？

　　聂震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是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大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还是多位著名作家的生日。据资料表明，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在每年的4月23日，各国把读书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热热闹闹的欢乐节庆。

　　我国也在“世界读书日”举行各种与读书相关的活动，初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可以设计开展能体现本国本民族悠久传统和文化特色的读书活动，也可以有自己的读书节。三千年前，孔子就有教育立国的主张，特别是他“有教无类”的观点体现了一种全民学习的思想。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日。我们可以把这一天作为中国的读书节。这样更具有民族的感召力，也能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今后还要建更多的孔子学院，可以在每年9月28日这一天通过孔子学院以开展读书活动的形式促进国际交流。每年9月是学生新学年的开始时间，9月10日是我国“教师节”，再增添一个读书节，可以让整个9月充满很浓的书香气息。

　　从更宏观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即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通过阅读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要把这件事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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