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清史研究专家，您在读书方面肯定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能否借此“世界图书日”之际，与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何龄修：我的藏书主要分为五类：理论、研究、古籍、工具、余兴。我常开玩笑地把自己的书房叫做“五库斋”，意思是比“经史子集”四库还多一库。但是，我看书则主要分为三类：理论书、业务书、调剂生活的书。其中，理论书和业务书看得相对较多，第三类书读得最少。

　　记者：在阅读理论著作方面，您能否作一下详细介绍？

　　何龄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倡学习马列理论。我个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比较合理的，可以说比其他任何理论都高明。所以，我读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当然，这一方面是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则是自己通过比较和选择的结果。可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那么多，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也不可能整天去研究马列。经过多年来的摸索，我得出一个结论：要根据自己的业务和生活需要，有步骤地来读理论著作，而且要读一些经典代表作品。

　　首先要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是解决认识论的问题，这个书要细细地读，不能像看小说一样，要多动脑筋思考。第二类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我认为应该选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辩证法、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等，都包含在里面，而且讲得简明扼要。读完之后再看其他理论书籍来补充，就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第三是理论怎么应用于实际的问题。我建议读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就是用理论来分析俄国社会，对研究历史也有启发。当然，其他理论书籍也要看，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等等。我认为一个思想家，不论他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有他思想的闪光点在里面，至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可以去辨别和考虑，这就锻炼了自己思想的灵活性。所谓“见识”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总之，我觉得阅读理论书籍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熟记那些结论，主要还是用来改造你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将他们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加强自己思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提高自己多方面、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记者：清史资料异常丰富，您又是如何选择阅读的呢？

　　何龄修：清朝是材料最多最复杂的一个朝代，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很多。任何勤奋的清史研究工作者穷毕生之力，都只能研读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历史研究的本身，则要求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个矛盾只有在研究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机器工业”时代才能解决，即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大协作并运用电脑等一系列先进技术设备才能解决。但是，任何诚实的学者都不能在史料的运用上任意取舍。在研究的“个体小手工业”时代，前辈学者被迫探索用自己的方法，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以完善自己的研究。于是在这方面也就留下了不同的传统：一种是以孟森先生为代表的传统，主要是精读“正史”，分析、比较正史的记载；一种是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的传统，特别重视野史、笔记；还有第三种传统，即主要利用档案、契约文书等研究清史，如李光涛先生等。当然这样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但他们在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所表现的不同倾向，则是很明显的。我认为至今为止，清史方面没有哪一本书是基本史料，很多书籍只能酌情使用。

　　我在读清史资料时主要是围绕课题，采用抄写卡片的方法，这是大学时形成的习惯。我那个时候抄了很多卡片，结果却被人偷走了，很是可惜！实际上，即使是在今天，相对于网络资料，很多学者还是比较重视纸质书籍的。

　　记者：现在有些在校学生和学者比较依赖网络资源，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又有什么建议？

　　何龄修：我觉得应该学会上网，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我曾经在研究中涉及“政府”这个词，在明末清初，“政府”也指大学士个人。我当时查了很多资料，想了解一下明朝前期和清朝后期是否一直使用这个意思。后来求助于年轻人，把“政府”这个词搜索一下，结果发现了很多相关材料，如果翻书的话，根本没办法读完。所以说，人要与时俱进，做研究也要与时俱进。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网上资料，还要核对原书，很多问题是网络所不能解决的，网络资源也不一定可靠。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