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书的好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理性精神。上薄拜神教，即不信怪力乱神，重视现实社会中的人，而对人来说，文化教育最重要；下防拜物教，即节制物欲，追求自身素质与道德修养。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即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大学》等经典早就告诉我们读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进一步说，良好的阅读可以使我们达到这样三个目标：继承并重视文化的价值、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

　　读书活动的内涵极为丰富，从图书的著述到传播、流通、利用可细分为诸多环节，包括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书之补阙、辑佚、编撰、刊刻以及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保护、设施、建筑等皆是研究阅读史和藏书史不可忽视之内容。读书者、藏书家并非桃花源中人，其家世渊源、社会交游、专业联系乃至生活时代之政治风云、学术潮流、价值取向、建功立业等也与其阅读、著述、藏书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术角度看，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被统称为“治书之学”。这些宝贵的遗产都值得继承和发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修养水平，而公民素质的培养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读书，阅读可以开阔公民的眼界，启发公民的智慧，培养公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我们现在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化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与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也明确指出“欲使国家振兴舍教育而无他”。可是我们有些地方领导就热衷于建华丽的办公大楼、大喷泉、大广场等形象工程，而不注意踏踏实实抓教育和全民阅读。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共识，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同志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国家文化软实力将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可以促使不同国家的价值利益趋向一致，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安全保障。

　　中国的传统文化便是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中国人经常说“以德服人”，实际上就是指赢得人家的心，而不是单纯使用蛮力。《孙子兵法·谋攻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也表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潜在的重视软实力的传统。从开辟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中国从不输出武力，还依靠自己文化的感召力同化了昔日战场上的敌人，与邻邦和平共处。这种感召力依靠的是一种恒久弥新的文明，其载体就有书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平均8%—10%的速度，经历了近30 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存在着片面追求物欲和享乐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疲软，信仰危机，放松自身修养和素质提高，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读书，大众阅读率下降，人均年购书量不足五册；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层次较低，追求低级趣味；中小学生读书单纯追求升学率等社会现象。所以从上至下，从国务院总理到“两会”代表，提倡建立“全民阅读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有远见卓识的。近年来，全国建立起数以万计的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以及军队系统连队阅览室。北京等城市在农村和打工子弟学校、建筑工地等设立了“益民书屋”示范点，组织进行知识竞赛、读书演讲、阅读征文、图书捐赠等系列活动，并向全国发出“享受阅读乐趣、共创学习型社会”倡议，号召广大妇女影响和带动子女培养阅读兴趣、建立阅读习惯。同时，各地组织开展“家庭读书节活动”，倡导家庭确定每天全家读书时间，营造良好的家庭读书氛围。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希望不要流于形式，能够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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