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的这句经典独白可以用在世界核安全问题上。

　　1945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受核弹攻击，全世界首次看到了核武器的破坏力。此后，核威慑一直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各地游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国际关系也曾“因核而斗”，“因核而和”；“因核而分”，“因核而合”；“拥核”、“限核”、“反核”，相生相克。

　　21世纪更摆脱不了与“核”的纠缠。以2010年为例：2月初，200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团体领导人齐聚法国巴黎参加“全球零核”峰会，共同商讨如何分阶段根除所有核武器，同时开启“根除核武器”的下一阶段全球性运动，并为此赢取公众和政府的支持；3月下旬，俄美就签署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完成了主要谈判工作；4月8日，美俄两国元首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式签署了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刚刚过去的4月12日至13日，首届“核安全峰会”在华盛顿举行；5月，《核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将在纽约召开……

　　毋庸置疑，这些举动对世界核安全问题和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将是意味深长的。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专家学者们认为，一系列事关世界核安全问题的举动提示我们：国际社会期盼政要们在这一攸关人类生存与毁灭的重大命题上认真讨论，以达成切实的共识。然而，“无核世界”要付诸实现，的确荆棘满途、漫远多艰。

　　当核安全遇上“核恐怖”

　　事实上，进入21世纪，恐怖活动的猖獗让“核恐怖”成为人类的“恶梦”。为此，首届“核安全峰会”的主题并非核不扩散、核裁军以及和平利用核能问题，而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

　　核领域的国际性会议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但是针对核恐怖主义威胁、讨论应对措施的峰会尚属首次。那么，什么是核恐怖主义？它的威胁有多大？综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彬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主任刘卿的解释，核恐怖主义威胁主要包括四种情况：其一，偷窃核武器；其二，偷窃核材料来制造核武器；其三，偷窃放射性材料、放射源、核废料来制造“脏弹”；其四，攻击核设施，导致放射性材料泄漏。而核恐怖主义威胁的行为主体往往是非国家行为者，比如恐怖分子等。

　　“因此，从严格的专业角度来说，首届‘核安全峰会’讨论的主题更多是在‘核安保’（nuclear security）问题，而‘核安全’（nuclear safety）问题是指由于自然危害导致的核武器、核设施、核材料出现安全问题。两者有交集，但还是有区别的。”李彬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评审委员会主任张沱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主任顾国良也都认为，“核安全”与“无核”并不是一个概念——“核安全”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核材料、核设施的安全，而“无核”是指无核武器，将核武器彻底清除。

　　此次会议级别何以如此之高？随着核电产业的发展以及核材料、核技术的广泛应用，核材料扩散和流失的风险也在加大。刘卿指出，在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下，更不能排除恐怖分子和跨国犯罪组织借机获取、非法贩运核材料，甚至制造核恐怖事件的可能性。从目前形势来看，全球面临的核恐怖主义威胁已相当严峻，据美国中情局称，1998年本·拉登的“特使”曾与两名核技术人员接触——“核扩散”又增加了“核恐怖”的可能性。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从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间，核材料被偷盗、遗失达1500起。

　　在此背景下，确保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减少核扩散，也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不使用核武器”是“无核世界”的中间步骤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朱明权认为，“无核世界”是一个崇高的目标。

　　早在1963年7月，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中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支持。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１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强调，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高度重视核安全，坚决反对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积极努力。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积极支持加强国际核安全努力，坚定支持各国平等享有和平利用核能权利。

　　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布什政府也曾经提出过“无核世界”的口号。奥巴马再次提出建立“无核世界”的问题。

　　朱明权进一步指出，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应当积极推进核裁军进程，特别是带头裁减自己的核武库。同时与其他国家一起，切实消除核武扩散风险。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两项任务。当防止核扩散是当前国际社会在核军备控制领域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的挑战时，核裁军不仅有助于核不扩散的实现，而且也是实现“无核世界”的一条必经途径。

　　4月3日，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建设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报告指出，当今国际社会最迫切的目标应该是努力建设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而并非绝对的“无核世界”——“无核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无实现的可能。这份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奥巴马的表态虽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但是从全球现实情况来看，在未来10年到15年的短时间来看，人类是不可能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借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有生之年，恐怕看不到无核武器世界这一天”。

　　针对学术界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使用核武器”和“无核世界”等事关核安全话题的激烈争论，张沱生、李彬和刘卿等学者的看法与朱明权的观点“相映成趣”或“殊途同归”。

　　他们指出，“不使用核武器”的首要步骤是核大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不仅能有效提高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减少发生核事故的风险，也有利于营造必要的战略互信环境，最终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建立“无核世界”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崇高理想，但在短期之内难以实现，更为务实的做法是将现存的“不使用核武器”规范化、法律化，将建设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世界，作为通向“无核世界”的一个中间步骤。

　　通过“去核”最终走向“无核世界”并非幻想

　　4月8日，美俄两国领导人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取代已经到期的美苏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两国把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分别削减到1550枚，被部署的战略运载手段也相应减少。朱明权指出，如果单纯从数量上进行分析，这自然是一个削减力度颇大的条约。

　　朱明权指出，这一条约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两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已形成的相互确保毁灭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并没有触动它们分别拥有的确保对方毁灭的战略报复能力。这种状况和国际社会的通过“去核”（完全消除核武器）走向“无核”（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普遍期待有很大差距，严格地说存在本质的不同。尽管如此，可以预料，这一协议的签署，将使实现“无核世界”的主张在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对各国政府的政策产生新的推动作用。当然，通过“去核”走向“无核世界”的目标依然面临指责和怀疑。他们或者公开地反对“去核”和“无核”，或者隐蔽地为“去核”和“无核”设置各种障碍。例如，有人断言，“去核”和“无核”只能是在发明一种新的“战略武器”之后；有人提出，实现“无核世界”的必要前提是建立类似欧盟那样的世界政府；有人声称，有核武器国家的“去核”会使某些国家的核扩散计划变得更加危险；有人强调，销毁现存的核武器是一件过于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在他们看来，“去核”和“无核”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十分美好的幻想，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作战。

　　“但是，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反对、怀疑以及许多具体困难，只要各国能够在‘去核’和‘无核’的问题上真正看到共同利益，并且决心通过国际合作去追求这些利益，‘无核世界’就不是一个幻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国际关系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朱明权如是说。

　　让“世界末日钟”在警示人类中不断被拨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人曾经问过爱因斯坦一个问题，人类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各国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爱因斯坦回答：“第三次世界大战具体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使用的肯定是石块和木棒——因为人类文明已经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战争当中毁灭掉了。”

　　这个故事曾广为流传，虽然它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爱因斯坦等这些开启了“核时代”的科学家们的确为核武器“忧心忡忡”。在学界，学者们把爱因斯坦的此种“忧虑”比作“从狂热到理性”的回归。那么，人类距离“世界末日”到底有多远？面临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位于芝加哥大学的“世界末日钟”60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表达科学家们的观点。

　　“世界末日钟”是一个虚构钟面，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于1947年设立，标示出世界受核武器威胁的程度：24时整象征核战爆发，杂志社因应世界局势将分针拨前或拨后，以此来随时提醒人们警惕核危机和其他危险。设计者最初将指针定格在23时53分，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人类距离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只有短短的7分钟。根据全球风云的变化，“世界末日钟”前后经历了近20次的调整。

　　其实，从“末日之门”到“希望之门”的转换，带来的将是全世界的希望。因此，全世界人民都有理由期待“世界末日钟”在警示人类的过程中不断被拨慢——因为“非同寻常的未来”是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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