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切都决定了社会理论在中国就只能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注释版”，但是，无论从西方理论的引进，还是从学界对各种社会理论的消化方式及其程度来说，似乎都无法避开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现实背景的观照。

　　社会学恢复之初

　　在1979年恢复社会学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理论界的中心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虽然在当时这种讨论还只是想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划出一些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讨论已经预示着社会学在以后的发展中“悬置”社会理论的倾向。

　　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的特征，与当时经济改革和谋求发展的社会大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从最初登陆中国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对整个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牵引力上就能略见一斑。以帕森斯的“模式变量”为基本参照的社会现代化模式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模型”，乃至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一夜之间成为当时的“显学”。紧随其后的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发展理论”、“文化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迟发展理论”、“外发展理论”裹携着的一大堆没有经过任何理论反思的概念蜂拥而至，迅速造成了一个亢奋的“理论繁荣”时期。

　　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专业师资，更无从谈及理论工作者。于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极力邀请下，国外一些社会学家来到北大、南开等院校开设课程和举办讲座，日本的富永建一教授也在其列。但是，由于费老本人的理论偏好，来华授课的社会学学家相对集中于结构—功能学派，中国国内改革后培养的第一代社会学界力量接受的几乎都是“帕森斯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这对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外从1960年代开始就对“美国化”或“帕森斯化”的社会学理论展开了抨击，到70—8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欧洲风格的社会理论，但这些对正处于恢复期的中国社会学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新一代社会学人出现时，才开始接触到像哈贝马斯、吉登斯和布厄迪尔、福柯等人的作品以及后现代理论。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不过新的社会理论的引进并没有更多地改变原先的状态，相反，对欧洲社会理论的教条化倾向是近年来社会理论遭遇的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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