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旱救灾”攻坚战正在西南大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大旱持续之下，焦渴的大地悬置着种种疑难问题：旱情严峻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是否与全球增暖相关？在西南地区，缘何频繁出现旱情？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旱情？百年不遇的重旱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历史上都有哪些“防灾救灾”策略值得我们借鉴？记者就本次旱灾中几个引人关注的话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北旱南涝”是否转向为“北涝南旱”尚待长期观察

　　关于西南五省区市特大持续旱灾的成因，学术界给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全球气候变暖，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破坏了大气结构，造成海洋季风无法登陆西南五省区市形成降雨，最终引发了持续干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许建初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赫治清都比较支持这个观点。

　　从成因和影响上看，西南五省区市的旱灾与北方旱灾有什么不同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西南和北方的旱灾在成因上类似。不同的是，西南由于喀斯特特殊地形，不能像北方那样打井解决用水问题；但西南是不缺水的，大量降水因为没有采取储水举措，大部分都流走了，而北方整体上是缺水的。从影响上讲，西南的旱灾会比北方破坏程度更大一些。因为人们的防旱意识比较差，如果干旱时间持续比较久的话，西南地区就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早在2004年，国家气候中心（NCC）研究员赵振国就提出了“30年气温周期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未来5年到10年间，受海温、副热带高压、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等气候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气候将发生“周期性”转折。从一个30年的“暖周期”进入另一个30年的“冷周期”，这主要表现在冬季温度逐渐下降，而我国持续“暖冬”现象也可能得到转变。此外，气候周期的转折也会带来降水带的北移，北方雨水少而南方雨水多的现象将会有360度变化，即北方降水增多，南方降水减少。

　　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钱维宏在研究中也发现，从1910年至1940年，我国夏季降水是南方多、北方少；从1940年至1980年，我国夏季降水是南方少、北方多；从1980年到现在，我国夏季降水又是南方多、北方少。

　　那么，我国气候问题会不会真像赵振国和钱维宏所描述的“北旱南涝”正在向“北涝南旱”转变？长期从事灾害史研究、主编《中国自然灾害通史》的赫治清认为，这种情况目前还不是很明显，还需长时间观察。

　　与此同时，赫治清在综合历史文献研究并对比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干旱之后，进一步指出，西南五省区市特大持续干旱事实上纯属是一场自然灾害，近来，有的人说是当地建设过多的水电站用水过多引发的干旱，还有的人说是种过多的桉树造成了干旱，周边有些国家更是指出湄公河干旱与中国多个水电工程大坝有直接关系，这其实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过分强调人为作用是不合实际的——人类历史引起的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累积，一个特定的干旱不能绝对地归因于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

　　从大旱灾反思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的欠账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农业在以GDP为标杆的衡量体系中，重要性日渐下降，农业水利建设也积弊已久。抛开气候因素对这场旱灾结果的影响，我们自身的行为方式是否也应该就此反思呢？

　　长期从事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的云南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阎冠雄指出，事实上，从2009年年初的北方大旱到今年的西南五省区市大旱，暴露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前的水利设施严重不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掀起了一股“兴修水利”的热潮，先后修建了一批水库。但此后的时间里，一方面，水利工程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很多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了许多，用水量也在增加。出现如今的严重缺水现象应该是必然的。

　　据水利部门统计，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部分确实是半个多世纪前留下来的。时至今日，工程普遍存在老化失修、运力下降等问题。全国18亿亩耕地中，拥有较完善灌溉设施的水浇地只有8亿多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5%。另外的11.1亿亩则为“望天田”。

　　对此，郑风田、赫治清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立祥等学者都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状况，主要是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太少，与农业经济的地位极不相称。要缓解大面积灾害，国家财政必须对水利设施与农村灌溉系统大幅度增加投入，并加强政府的监管与落实，逐步修复和维护被荒废的水库与灌溉设施，恢复其夏（涝）季蓄水、冬（旱）季供水的功能。同时，应研究如何在农村基层重构农户合作机制，以适当的政府补贴，动员农户合作建设农田水利、修整河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大旱灾的苦头还会不断重演，甚至加重。

　　旱灾的频繁出现，说明我们在水利设施维护和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欠账。民以食为天，食依赖于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严重旱灾会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面临绝收，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其影响将不可低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再次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当下的西南五省区市严重干旱，再次告诫各地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先把对水利设施投入不足的历史欠账还掉。正如郑风田所说：“西南地区有很多‘望天田’，很多人还是传统地靠天吃饭，没有重视完善水利设施。其实，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就是给农民和庄稼买保险。人都需要买保险，面对全球的气候大变化，西南更应该考虑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对不完善的水利设施建设，应该实行问责制。”

　　历史视野中的“防灾救灾”策略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危及黎民，也危及历代政权的稳定，因而开明贤能的统治者总是要从巩固江山社稷、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始终把“荒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救济措施，无论荒年丰年，都要细心筹划并实施一系列相应的“防灾救灾”策略。

　　赫治清以明清两代为例，向记者这样介绍，就临灾救助措施而言，主要包括赈济、蠲免、缓征、借贷、转移灾民、拨运粮食、劝奖社会助赈、抚恤安辑等。每当灾情发生后，地方政府都要及时向上级报告灾情，然后进行勘察核实。明清时期，报灾、勘灾形成了一套严格程序，报灾不实或迟延逾限者，要给予不同的处罚。匿灾不报者，更予以严惩，甚至处以极刑。经复查属实的勘灾结果，可作政府蠲免、缓征钱粮的依据。若给予赈济，还要增加审户程序，划分极贫、次贫各个等级。赈济是各级政府为帮助灾民渡过眼前难关而无偿发放救济粮款的救灾措施。它主要实施于灾情紧急严重之时，具体形式有发放救济粮款的谷赈、银赈；官府利用赈济钱粮兴办治河、修筑塘堰、海塘等工程的工赈；政府给灾民施粥、发放衣物等的粥赈、布帛赈等。

　　赫治清进一步介绍说，自然灾害严重者，往往造成大量伤亡，以致出现贫民卖儿鬻女、亲人无以安葬的凄凉景象。为此，官府要采取诸如赐葬、发放抚恤金、居养、赎子等等抚恤政策。清代乾隆年间对各省分别制定详细的抚恤标准，凡是贫而不能自存的灾民，地方政府大多设临时收容所居养，并把平时常设的慈善救济机构如居养院、普济院等动员起来收容灾民。为了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历代官府还以无息或低息形式将粮、钱借贷灾民。除粮、钱外，也包括借贷种子、耕牛等。此外，官府对受灾地区还要实行不同程度的免征、减征及缓征赋役，这就是所谓蠲免与缓征；同时还动员社会力量助赈，明清两代尤其提倡广泛的民间助赈，散粮、散钱、散粥、捐药、捐衣被、赡养入境灾民、出资雇船搭救水灾中的被淹者，不拘形式，不论捐输多少、贡献大小，都加以奖励。清代晚期，近代意义上的民间义赈蓬勃兴起发展，其赈济力度甚至超过官赈。从此，中国传统灾赈制度也开始向近代演变。

　　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的多种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破坏。各国学术界都在加强自然灾害的研究，力图探索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演变的规律以及减灾免灾的策略。鉴古知今，灾害史的研究也很自然地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我国是一个灾害高发的国家，若对我国灾害史进行科学地总结，必将有益于现实（比如当前的西南五省区市特大持续干旱）的“防灾救灾”工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由王立祥和王龙昌两位著名旱农专家主编的《中国旱区农业》首次提出“北方干旱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旱区”、“对南方季节性干旱绝不可等闲视之，要立足干旱，未雨绸缪，预有应对”等学术观点，也让人们对干旱的关注和研究视野不仅仅停留在北方，也开始关注南方的干旱问题。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灾难学习、克服灾难的历史。正是残酷战争的灾难学习，使人类铭记和平的可贵；正是生态被严重破坏的灾难学习，使有识之士提出并为人类社会所广泛认可“可持续发展”理论；正是社会有限资源被无限消耗的灾难学习，使“循环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正道。有鉴于此，高度重视干旱研究，特别是南方干旱研究和探讨就变得愈加迫切和必要。正如一位先哲所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相关报道和研究可见本报第3版）西南大旱的现实成因与历史镜鉴——学界密切关注西南五省区市特大持续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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