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但是晚清时期的军政要员，而且算得上“文化名宿”。他晚年任职直隶总督，尽管为时还不到两年（1869年春正式上任，次年秋去此职事），但此间其人作为畿辅要区的主官，对“文教”之事密切关注，力求兴利除弊。而在这中间，他对“燕赵之风”的评说和改良用心，自然关乎我们今天所谓“燕赵文化”的范畴。

　　“经师、人师名实相符”

　　在曾国藩看来，“士风”对于一方风气来说至关重要。他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很关注书院情况。特别是坐落于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属该省书院中的最高级别者，具有“龙头”地位，自是他最为看重也最方便督查的院所。而当时该书院办得并不理想，甚至发生过学子哄闹考场、哗散罢课的事件。

　　曾国藩实地视学，与师生“零距离”接触，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调换山长之事。原任山长为顺天大兴人李嘉瑞，进士出身的他曾做到安徽巡抚，因抵御太平军不力而被罢职，以后便以从教为职事。虽说他在莲池做事也算认真，但教务上不免有拘执、陈旧之弊，使得学生不满。发生哗闹事件之后，曾国藩则亲自物色新山长人选。鉴于“莲池书院为通省士子聚会之所”，他要求此“山长一席，必经淹贯经史，兼攻时文、诗、赋”，“勤于接纳，善于讲解”，最好做到“经师、人师名实相符”。

　　几经周折，莲池书院新山长最后选定的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直隶新城（今属高碑店市）人王振纲，即后来的文化名人王树枏的祖父。此人中进士后没有入仕（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在家侍奉双亲，自治学事，兼授弟子，成为一时佳话。他出任山长后，莲池书院的学风士习当有所改善。不过，该书院真正发生巨变，还是后来由张裕钊和吴汝纶相继任山长期间，尽管当时已是李鸿章主政直隶之时，但张、吴二人都在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列，是当时桐城文派的中坚，自然与曾氏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

　　而曾国藩在直隶时，就着力通过改善书院教育，一矫他心目中直隶近年“学风朴陋”之弊，进而带动一省风气的改良。他除了整饬书院外，还有在莲池设“礼贤馆”的举措，即“令各州县遴选才德之士，举报送省，于书院外另辟一区以相接待”，目的在于“稍鬯宏奖之风”。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可见曾国藩借以激励和搜罗人才、改良风习的用意，与对书院的整饬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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