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批评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被鼓励尽量多做自我批评。我们很可能没有被表扬，但几乎不可能没有被批评，而批评的结果或高级阶段就是自我批评。

　　中西文化中的自我批评有差异

　　自我批评的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反省内求是儒家素来提倡的修养方法。孔子提倡“内自省”（《论语·里仁篇第四》）与“内自讼”（《论语·公冶长篇第五》），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第一》），孟子对子路“闻过则喜”的态度大加赞赏（《孟子·公孙丑上》）。佛家戒律中，有一项修行功课叫“安居”，亦曰“结夏”，也称“坐腊”，修行内容即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修行者每年有一个月专门用来修行此项功课，此外每月还要固定做两次。中国现代以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党的建设的重要策略，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并称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1949年以后，尤其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成为党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由此可知，自我批评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有提升自我的作用，能使人更好地自我改造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特别是适应党的要求。在那个年代，几乎人人写过检讨。“检讨”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深刻记忆，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参见沙叶新《“检讨”文化》一文》）。久而久之，由一开始被迫检讨变成了主动检讨，或者习惯性地自动检讨，进而形成了一种自我批评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听话、自责、服从的性格特征。

　　在西方，基督教让人们每天忏悔，改过自新，也提倡多做自我批评。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忏悔是每个人为自己的灵魂得救所做的努力，不是为了响应现实社会中某位导师的教导。于是，我们发现一种有趣的反差，在高度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国却很少看到真正的忏悔，而在日常生活中不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西方却有一种强大的忏悔传统，留下多部不朽的《忏悔录》。但现代西方人在世俗生活中通常认为自我批评是自我增强的对立面，高自我批评倾向的人难以适应社会。一般而言，当一位西方人得到夸奖时他会很欣然地接受，而一位中国人受到夸奖时他会显得不自然或者尽快地将功劳归因为别人，或者尽快地表达自己做得还很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那种极端的对个人造成强大政治压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明显减少（尽管违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个人造成的精神摧残还时有发生），倒是在一定范围内反而兴起了一种厚颜无耻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自我批评与自我表扬是同一种性格结构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正如自卑者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表现为自大一样）。但意识形态和教育实践中对自我批评的提倡还是一直延续下来，自我批评还是被视为一种美德，好像一个人越多自我批评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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