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布拉姆斯曾在《镜与灯》中谈道：柯尔律治创造性地将理性活动比作植物的成长、吸收和呼吸，由此，“理解”、“认知”便成为一种“正在”成长、凝结的动态过程。这种植物生长的模型，不仅存在于阳明心学中，也普遍存在于东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切有关经典诠释的活动之中。阳明曾遗书叔贤曰：“道一而已。论其大本一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实之疏密，枝叶之高下，亦欲尽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 “道一”是生命的“大本一原”，无论《四书》、《六经》，还是其他经典，都是生命的大枝、小枝和丰盛的树叶。

　　在古代中国，“修辞立其诚”是“立言”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里，说服人、打动人，也是修辞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敦颐的《通书》廿八章：“文所以载道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仁，操则存，舍则亡，故曾子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上蔡解释“出辞”，说：“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从心中流出，便是不识痛痒。”又说：“出辞气者，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发言，岂出辞气之谓哉！……若夫大而化之、出于自然，则‘正’、‘动’、‘出’不足言矣。”上面的论述主旨都类似，凡言，必出心声，宛如从心中流出，此谓“出辞”；而非以私意发言，这只是“技艺”、“文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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