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在当代的复兴有其现代性的背景，即自然科学模式支配了精神科学的实际发展。可是从其内在本质来看，精神科学对这样的支配根本不会认同，所以伽达默尔强调它更应该发展一种“带有傲气的自我感”。于是诠释学把目光转向背离自然科学模式的古典精神，就显得既顺理成章，也并未失去现代性的问题视阈。不过，那种“带有傲气的自我感”却不仅仅来自“对德国古典文学精神遗产的继承”，更是对源于古希腊的全部古典精神遗产的继承。在这里，诠释学就和康德不期而遇了。

　　也许中国人经常遗忘这一事实：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古希腊精神发展的最高学理形态，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柏拉图主义者。古典精神中“带有傲气的自我感”，就凝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术语“理念”之中。当然，这个术语也来源于古希腊，康德一眼看出了其中的玄机：“柏拉图使用理念这一术语，使人清楚地看出，他把它理解为某种不仅绝非借自感官，而且远远超越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知性概念的东西，因为在经验中永远找不到某种与它相应的东西。”理念之远离感官、超越与经验相应的知性概念，正是精神自我对于自然科学模式的傲气。

　　这个话题大概应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其思想的不同理解则成为两种不同科学模式的最初分歧。亚里士多德看到苏格拉底经常以自然科学模式进行思索，便匆忙作出如此著名的论断——“有两件事情可以公正地归之于苏格拉底——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是关于科学的出发点的。”却完全忽略了苏格拉底专注于伦理和美德之时，这两件事情恰恰一无所用。由于在他看来只有美德才是知识，苏格拉底无奈地宣告：我无知。然而美德又怎么可能用无知来推脱掉，他便谈到那个更为著名的“精灵”，将美德的根据引向感官之外。柏拉图延续这个思路，以美德为主要实例构建起他的理念体系，从而完成与感官经验的分离。亚里士多德对此思路显得全无所知，以致在“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的宣言下对老师的分离进行严厉批评。康德敏锐地发现两种思路的差异，通过区分概念和理念挽住了不能化归自然科学模式的精神科学路向：“概念……间接地凭借多个事物能够共有的一个特征与对象相关。……出自思想而超越经验的可能性的概念就是理念……熟悉了这种区分的人，听到把红颜色称为理念，必然觉得无法忍受。”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