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验”作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基础，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生命的内涵必须是丰富的，这个“生命”不仅联系着社会生活，而且联系着古今中外的文化、文学传统。只有“丰富的生命”才能与作家的艺术世界对话。

　　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境界应该是用朴素、明白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文学、生命、现实的独特理解，使文字具有思想的质感、艺术的活力和进入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像泥土一样厚重，又包孕无限的生机，它能进入生活，带来思想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这样的境界对我来说是一个目标，但我愿为此去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研究和批评对象的精神世界，获得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内在理解是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生命体验作为学术研究理论言说的基础，就难以呈现文学研究的活力和个性。我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学术研究时，选择的课题是“郭沫若前期文艺美学思想”（该课题由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当时学界盛行“理论热”、“方法热”，我的研究主要也是依据西方的文艺美学理论，虽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但由于对郭沫若的作品及精神世界缺乏鲜活、细致的理解，文章缺少生动的活力。当时，指导老师都对我说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一定要把他的理论表述与创作结合起来，从作品和他的精神世界出发，去理解他的美学追求和文学表达。真正理解这些话是在1980年代末进入山东省作协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之后。既然做编辑和艺术批评，就必须有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判断力。什么样的作品是优秀的？怎样说明作品的价值？成为自己必须回答的问题。那时，我真正意识到文学批评和研究不能把作品作为理论的阐释材料，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发言，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对作家作品的阅读中，在“自我内心”与作家生命情感的交流中，不断丰富和敞开自己的心灵，真诚地揭示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源于这一理解，我在1990年代写了一系列从作家“情感类型”角度，研究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文章，试图融入作家的生命世界中，在对作家的“情感”特点及其成因的分析中，把握新时期以来复杂多样的小说主题和发展走向。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新时期小说情感类型论》，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1995年前后，我发表的《现实主义重构论》、《文学不能放弃个人精神的高度》等文章，也是在意识到1990年代前期作家生命情感的狭隘和琐碎后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着重强调作家应把“现实精神”纳入自己的创作，构建自己博大的人间情怀。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