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所谓“轴心时代”出现了“超越的突破”，形成了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哲学体系及其运思方式。然而，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哲学体系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统一发生的历史根源存在与否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文化在颛顼改革形成的王官文化之前，还有一个介于王官文化与原始阶段之间的巫官文化阶段。这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以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这里所说的“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皞氏以龙纪”、“少皞挚”“纪于鸟”的职官系统，其实都是巫官，因为它们都“能纪远”。而所谓“远”，是指这些职官的建立和任命，都有着天命神权的祥瑞征兆。也就是说，这些职官，都是通神的。由神职而兼民事之官，可称之为巫官。只有从颛顼“绝地天通”的改革之后，神事之官才不再兼民职。所谓“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以民师而命以民事”，即这种职官的设立，再不以神启为根据，而以民事的需要设立。这一改革把中国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截然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即巫官文化阶段和王官文化阶段。中国文明是经历了巫官文化和王官文化两个阶段，才进入它的哲学突破期的。明了这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才能最终揭示中、印、希三大哲学统一发生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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