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由应否建立国学学科引发的讨论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进行解读的文化事件。这一事件既标志着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重要变迁态势，又影响着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但是，从学理层面观察，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讨论取得的学术成就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与其社会影响恰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倒是暴露了国学研究中的诸多不足。

　　“一分法”抑或“二分法”？

　　长期以来，刘泽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和运行机制是王权主义，它具备一个完整的阴阳组合结构。这一观点构成刘先生国学观的主要内容，却受到梁涛等先生的批评。梁涛认为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见王权，不见其他’，是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二分法’”。

　　仅从语言表述来看，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有“阳”（维护君权至上的刚性原则）和“阴”（围绕君权的一些调节原则，包括一些论者所说的儒家人文主义、民本思想之类）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因素。刘先生在对国学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并未否认“其中有精华”，为什么就成了“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呢？梁涛说“二分法”是承认传统文化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二分的基础上可以批判传统的消极方面，也可以弘扬传统的优秀部分，刘先生无非是在批判传统消极方面、而梁涛更为重视传统的优秀方面罢了。不管是否同意刘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刚柔两个方面的划分，但刘先生采用的是“二分法”这一点应是没有疑义的，或说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刘先生所用是“一分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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