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工作者要起到监督作用

　　现在大家关心经济的发展更多于社会的发展。因为经济不发展社会也就不发展，这二者是因果关系。经济基础不发展，上层建筑就没有办法发展，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现在国家经济确实是快速的发展，但是民生建设也非常重要。

　　我们国家要加大经济投入、投资过剩、产能过剩这些方面的监督，甚至加强这方面的导向，即在投资过程中加大民生的投入。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研究这些投资是否有用于民生，是否能够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只有做到了这些，社会和谐、社会文化建设才能巩固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对社会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民生的发展结构是否综合协调发展，去做调查，去提出问题。

　　（本报记者 孙龙/采访整理）

　　对学术腐败应真正实行“零容忍”

　　人大立法保障教育经费落实

　　教育经费的保证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数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于2012年教育经费达到占GDP4%的目标，如果《纲要》通过，那么教育经费应该通过国务院发布、人大立法的办法来保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公布每年教育经费的详细预算和决算，使国民都能了解GDP4%的具体数字和去向，以及各自所在地区、部门、单位所获得的教育经费和人均经费。一切都要公开透明。各项经费的拨发都必须做到全额、及时，不得层层扣克或变相用于其他用途。所有年度经费必须在财政年度开始日或规定的日期到账。目前教育经费拖欠很厉害，滞后也很严重。经费下发之后，对经费的执行人应授予全权，但同时，经费执行人对经费的使用负有全责，必须接受审计和监督，对经费使用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承担应有的责任。

　　对学术腐败应真正实行“零容忍”

　　对认定学术腐败要有严格的界线，只能指利用权力、金钱或实际利益非法获得学术成果、地位、声誉或利益的行为，不能扩大化。但对查有实据的学术腐败人物或事件必须像对待其他腐败行为一样，彻底清查，严肃处理。对其中涉及党纪国法者，应提交各级纪委、监察部门予以惩处。对高校和教育系统被揭露的学术腐败，教育领导部门应负责对其中涉及学术的部分进行调查和定性，然后交主管的党政部门处理。凡涉及学校或部门领导的举报内容，应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组织调查，不应由本单位调查处理。对已经存在的学术不端、学风不正、不规范的行为，如一般性的抄袭、剽窃、伪注、伪引、数据弄虚作假等，除情节严重或已经触犯法律者外，应以教育为主，既往不咎，今后从严，注重学风建设。

　　借世博会学习世界

　　世博会即将到来，我们现在比较多地关注如何展示中国形象，但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世博会是向世界学习的良好契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一百多个国家、五十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很多的企业将在世博会上亮相，为我们提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样本，这是中国看世界、学世界的难得机会，我们在这方面强调得不够。要组织好各地党政领导、城市建设方面的负责人、专业人员很好地学习，与对方讨论、展开交流、建立联系，这才真正达到展示的目的。利用好世博会这184天的时间，抓住这个看世界的好机会，我们所得到的将不是物质财富可以衡量的。

　　（本报记者 吕莎 耽显家/采访整理）

　　保护西藏老城 传承历史文化

　　出于真正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从事科研学术研究，因为基于实际调查的学术研究对参政议政和政策制定很重要。

　　在与国内外其他藏学研究机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西藏的传统学科研究还处于相对落后阶段。之所以呈现这个局面，我想是因为我们过去藏学研究过于注重传统，缺少现代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虽然我们也重视，但重视的力度不够。

　　我从2003年开始建议建立西藏大学藏学研究博士点，但在外界看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研究成果，建立博士点的条件不成熟。可是，西藏文化并不讲究谁的、什么研究成果。比如绘画唐卡，西藏有非常优秀的唐卡画家，但唐卡中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画家的名字。懂画的人只要一看画，便知道这幅画出自谁手。

　　前几年，西藏大学还有七八个非常顶级的老一代藏学研究教授，如今都已相继退休和离开了藏学界，非常可惜。因为藏学研究不仅涉及学术研究，还涉及西藏整个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变迁。

　　如今，有坚定信仰的藏民绝大部分是老人。我们既不能把祖宗优秀的文化丢掉，也不能排斥现在的东西。比如，今年我提出的一个重要议案是关于西藏老城的保护和发展建议，这是我们西藏大学课题所有成员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大家相互交流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了解到老城中有那么多的旧房子，这些房子的结构、样式都比新一代房子更讲究，房子内壁的色彩和壁画经过两三百年岁月洗礼后依旧鲜艳无比，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经过两年的调研，我们提出一个方案，即古城保护，包括如何保护文物和古建、如何疏散人员、如何减少城市压力、政策如何到位、整个区域旅游和城市控制规划如何进行等。前些年，西藏自治区旅游规划和文化规划之所以难以成功，就在于国内顶尖规划专家对西藏及其文化不了解。我们认为，拉萨老城要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不能过度拆迁和改造。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包括保护八大藏戏、藏剧和纳木厝神湖。从文物保护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纳木厝神湖不仅是自然景观，其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因此，西藏旅游今后要走高端游客发展路线。因为将来的人更有知识，更需要吸取文化内容。现在大家到西藏旅游，通常会到布达拉宫前照相，但我希望将来游客不仅照相留影，还到布达拉宫里面去了解布达拉宫的历史和文化。体验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游客，才是真正的游客。试想，如果游客到拉萨老城中转，但老城全部改造成商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街道，那还不如到北京转悠更合适。西藏旅游就应该亮出它的特色和特点。

　　（本报记者 鲁小彬/采访整理）

　　呼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是学社会科学的，后来当过团委书记，也当过老师。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科技部工作，负责政策法规到现在。近30年来，我一直从事科技政策相关工作，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我强烈呼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当今科学是相通的，然而现在，我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不够紧密，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发展，各自开研讨会，各自写好文章，缺乏一个融合的机制。这个时代是融合的时代，如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各自的领域单独发展，将不可能取得很大的突破。“两家”结合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既是为了今天的需要，也是为了明日的创新。

　　国家要建设创新机制，迫切需要创新文化，而创新文化则亟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我认为，目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是建设创新文化、创新文化氛围、自主创新的难点和瓶颈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突破的话，我们的创新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包含了人才的融合。钱学森去世之后，《钱学森之问》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引发了全国人民对创新人才的希望和渴求。钱老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创新人才要从小培养，应该从小既学科学又学艺术，因为音乐、绘画等艺术的学习是培养创新思维的过程。钱老小时候学理科，他的父亲让他学画画、音乐，从小注重文理结合、文理相通，对未来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有巨大作用。后来钱老到了美国，他的导师——世界著名的冯·卡门教授也支持他学习艺术、参加社会活动。现在来看，我们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要将艺术和科学结合，这对于培养战略科学家极为重要。

　　（本报实习记者 李欣/采访整理）

　　用自己的学识为社会服务

　　从总体上来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服务。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服务方式，以历史学为例。

　　第一个层次，基础研究。基本的历史问题，你把它研究出来了，它就给社会提供一个借鉴。

　　第二个层次，就是把基础研究通俗化。通俗化有多种形式，通过通俗的教材、数据以及各种传播手段，如多媒体、动漫等形式，让一般人看得懂。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为社会服务，在这个服务过程中，要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我们把严肃的历史题材作品，形成一种戏说并让它成为一种时尚，这将使我们的孩子认为历史的真实是无所谓的，造成误导。

　　第三个层次，就是把历史研究的成果变成旅游资源、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打造各种相应的主题公园、创作动漫作品。把我们的动漫形象和动漫题材打造成主题公园，利用高科技打造中国式的“迪斯尼乐园”。

　　第四个层次，利用历史学家的学识和科学思维来发现现实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我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能够研究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因为，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所以做历史研究的人不能躲在书斋里面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必须要深入社会，只有深刻地认识社会，才能正确地研究和认识历史。

　　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具有这样的眼光和能力，这样才能参政议政，为社会服务。否则那些看起来是历史学家的人，书读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但是抛开了他研究的小圈子，什么都不懂。

　　（本报记者 孙龙/采访整理）

　　应该给予更多科研经费支持

　　今年的报告说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教育问题、官员的财产申报、权力要在阳光下操作、强化舆论监督等等。报告高瞻远瞩，分析了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形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人民确实站了起来，在国际上也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但是，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的嫉妒，就像参加运动会一样，你跑第八、第九没有人管你，当你到了第二、第三时，第一名会千方百计的阻止你超过他。不过，我们国家早就预料到了这些问题，出台了很多好的、具体的政策。

　　我们国家2009年完成了33.5万亿人民币的GDP，相当于近5万亿美元，这和10年前相比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于“三农”问题，我曾经对总书记提过“就农村谈农村，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民谈农民”。要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首要工作就是减少农业人口。农业人口不减少，农民就减少不了，这就涉及到农村城镇化、小城镇建设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小，而我们国家在50%左右，所以必须减少农业人口。

　　在我们国家，越是高级科学工作者，他们越吃亏。比如水稻之父袁隆平，我认为他作出的贡献与钱学森是齐名的。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世界倒数第三，袁隆平研究成果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他们的科研经费还是比较少，应该大力宣传和学习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我认为他们还是要下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比如这次金融海啸，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的预测是准确的，什么原因？就是他们对底下的情况不太了解。

　　（本报记者 孙龙/采访整理）

　　学术评估要尊重社会科学研究规律

　　目前的学术评估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现在我们都感到被牢牢束缚在这套评估机制里面，抑制了创造力的发挥。而且，学术评估量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只讲数量、不看质量的做法，滋生了一系列的学术腐败问题。

　　如何用绩效来评估社会科学的成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种种考核成绩跟学者们的职称、评奖等现实问题挂钩，这让学者们疲于应付。特别是高校教师，本身教学压力就很大，还要有其他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处理。同时，写文章正如刘勰所言，有所谓“心总要术”和“情饶歧路”之别，即有人手快，有人手慢，但不是说手快的人就一定比手慢的人写得好。社会科学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量化考核对于社会科学是不合适的，像文史哲等学科，要经过大量阅读、深思，才会有所得，进而写出文章。如果只是把资料堆砌在一起，既没思想，又没质量，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作研究的态度。

　　现在的学术风气不好，学术泡沫太多，重复的论文比比皆是，很多上世纪80年代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拿出来老调重弹，而且还没有之前的学者说得透彻，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我认为，目前很多学术泡沫都是高校的教师制造出来的，这和高校的评估机制有很大关系，没有学术成果，就不能评职称，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像现在有些博士生要求在读期间在核心期刊上发两篇文章，全国这么多的博士生，所有的期刊加起来的数量还不够，导致了有的期刊卖版面的现象。

　　一直以来，大家都很关注评估机制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解决。就目前来说，我期待学者本身能保持应有的操守，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正做学问的人是甘于寂寞、甘于清贫的，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学术传统，需要学者们继承和发扬。

　　（本报记者 杨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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