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职业教育应依托国民素质教育

　　在现今的教育改革大潮中，军队院校面临一些艰难抉择。准确地说，军队院校教育主要解决从老百姓转变为合格军人的问题。初级、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体系适应的是军队各级岗位的需要，严格地讲，军事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类型。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小学已经逐渐退出军事教育体系，个别的边远实验基地还保留中小学，但也划归到当地政府下管理；大学的学历教育也逐渐减少，逐渐交给地方院校。军队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军事职业教育，这是将来发展的重点。军事职业教育实际上也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和补充完善，国家安全是以军队为主的全体公民的责任，所以军事院校还承担地方大学很多军训任务和国防课程，其中国防大学还承担给国家省部级领导进行培训的任务。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军队人才培养的领域应更关注专业化的军事素质培养，并将军队学历教育依托于国民素质教育。

　　军事职业教育的优势和核心在于适应高科技的局部战争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未来的战争是由信息化、空间化和多军种合成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它对应的人才是高科技、复合型的。这类人才在部队通过军事训练简单培养不可行，必须在院校进行专门培养。

　　目前大的发展趋势是学历教育依托地方大学培养，然后到军队接受军事职业教育。因为地方大学的学历教育就是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规模教育，只有具备一定规模后，包括教师、实验室等在内的教育资源才能达到最佳配置。军队人才培养将学历教育依托地方大学，就等于使用了最好资源。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我们国家在前几年也已经采用了这种模式，在地方重点大学招收国防生。目前这种模式还处于试行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反响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这种培养模式下出来的学生，他们的科技素质非常不错，但政治素质没有军队培养出来的高，这是因为军队对人才的需求和评价与地方是有差异的。军人是特殊的职业，一个合格的军人首先要求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这是成为合格军人的最重要前提，然后才是科技素质。地方大学的学生是通过高考招收来的，它的培养先强调科技素质，然后才是政治素质。政治素质中最主要的是培养革命精神、战斗精神和核心价值观。这一类的素质教育对和平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尤为必要，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从中学生抓起，而不是等到塑性定形后再到军队培养。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强调了素质教育，实际上军队院校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受益主要体现在学生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革命精神、战斗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在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相继成立之后，2009年11月底，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应运而生，这要感谢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更好地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事迹。革命传统教育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补充，也应该成为我们国民素质教育强调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吴婷 耿显家/采访整理）

　　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状况需改变

　　长期以来，大家都很关注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每年的“两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们也都关注这些话题。

　　现在谈得最多的是教育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教育存在着不公平、不均衡化问题。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性。不公平的教育会造就不公平的社会，不公平的教育会培养出不完美的下一代。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从农村最低层的、最小的一个村的教学点干起。几个孩子、一个老师那样干起来的，一直到初中、高中教育，然后到教育局当副局长，也是分管教育教学的。到了政府，也是长期分管教育，一直以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城乡教育不公平。我们看到城市的学校，政府投入很大、师资水平比较高，城市孩子接受的是条件比较优越的教育。而农村，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教育欠债太多，很多学校校舍破旧。这几年经过两级达标的攻坚以后，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仍不容乐观。

　　举一个例子，在今年“两会”前，我到广西平东县的一个城镇进行教育考察。某个学校有120多个孩子，12个老师。这120多个学生中需要住宿的有80多个，但因为没有学生宿舍，他们没有办法住在学校里。这些孩子每天早上要从家走到学校，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中午在学校吃饭，饭是从家里面带来的玉米粥，没有盛玉米粥的饭盒，只能用塑料瓶子。

　　最近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2009年全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达到1.2万亿元，跟2008年相比增幅很大。但是被调查的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满意度只有11.2%。那就是说，大部分被调查的群众对于教育不公平是不满意的。从我国教育不公平的情况看，我认为最大的不公平是城乡教育的不公平。教育上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应该对农村教育进行大幅度倾斜，使多年来农村教育投入过少问题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很好的解决。

　　医疗卫生的资源配置也是不公平的。从医疗卫生的情况看，医疗卫生的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基层医疗机构得到的资源分配却很少。长期以来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像乡镇一级的医疗机构，办医条件比较落后，技术人员素质偏低。我最近到广西的平东县调研，看到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加大投入了，乡村的办医条件都有所改善，每个村子都有村级卫生室，但村级卫生室的就医条件比较简陋，村医的素质水平不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其二，加强对基层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其三，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使这些医疗机构的医疗就诊规范化。

　　（本报记者 潘启雯/采访整理）

　　地方院校要体现自身特色

　　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西几乎1/3学生的高考目标，是要实现“跨黄河、过长江”，即考出广西，到北方或长江一带省份的高校上学。合并之前的广西农业大学的一些专业，为了招到学生往往要降20分录取。即使如此，我们招到的大多数学生还是调剂生。当时广西大学的招生多少有些尴尬。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仅对广西区内、对广西区外甚至国际上的学生都有了吸引力！

　　这几年，随着广西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随着原广西大学与广西农业大学的合并，学校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现在的广西中学生，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的人以外，大多数人都把广西大学当做自己就读的首选。而且，广西大学每年还能吸引到40%左右的区外生源。

　　地方院校如何体现自己的特色？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广西的基础比较差，整个社会基础都比较差。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年，中央在对广西人才方面的支援还是加大了一些力度的。比如说从中央派来了一些干部，也经常有全国各级的干部过来挂职。

　　作为学校来说，现在也是把人才的培养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我们这两年比较注重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这几年跟东盟国家的合作，无论是开展语言教育，还是合作办学、接收留学生……我们抓得都比较多。另外，我们地方院校还跟泰国建立了孔子学院。

　　按照建设“有地域特点的大学”的计划——我们在学科建设、科研等方面不断地改进。比如加大与地方的联系。去年、前年与县市，还有厅局都搞合作，要把教学科研与实践相结合。

　　我们地方院校肯定比不过国家的一流大学，但是有自身特色，比如我们的外语，这几年开中国—东盟博览会就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我们学校也进行培训了，所以就培养出来了。我们学校有几个老师已经是自治区最高水平的翻译，水平不亚于北京、上海来的一些翻译。去年国际翻译协会的两位专家，一个是日内瓦的、一个是瑞典的，他们对我们的外语教学就非常赞赏。

　　本来我们和高水平的大学相差较远，但是有了地区经济的优势和特色以后，我们抓住了机遇，整体水平有明显提高。

　　（本报记者 潘启雯/采访整理）

　　营业税改革有助于调结构

　　我听到一种说法，很多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平均工资的40%，我们国家大概是20%。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对低收入者保护的政策，这个政策可以研究。我认为，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手段应该是综合性的。去年我在证监会上发言时建议政府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规划对象包括各种低收入群体：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低收入群体。我觉得可以用5至10年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使总的收入增长，一方面缩小差距。

　　税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十分重要。比如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很快，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这跟营业税改革还没到位有关。营业税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弊端。首先，由于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因此，劳务领域税收负担总体上高于商品领域，这必然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其次，只有在境外提供劳务才能免征营业税的政策，限制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最后，增值税和营业税相互不能抵扣，限制了我国技术开发企业的发展，延缓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营业税进行改革，制造业的比重就会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就会上升，这样我们的结构才能调整。营业税改革需要下大决心，我想其难度不会亚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需要集思广益。

　　（本报记者 陈静/采访整理）

　　防止房价新一轮爆发式上涨

　　农业、经济这一组，大家发言比较踊跃，委员们的发言都比较务实。有的讲投资体制改革问题，有的讲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有的讲3G信息产业发展的问题。委员们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跟总理提一些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是中肯的，是本专业的、自己熟悉的，针对性比较强。同时，这些建议都事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重要的问题，或是关系长远的问题，比如新能源问题。大家都在往前看，看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具有长远眼光。

　　我是搞对外经济的。今年的对外经济可能比去年好些，但不能有太高期望，因为全球经济复苏还需要时间。至于人们比较关注的房价问题，我认为，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把房地产逼到了死角。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房地产市场潜力巨大。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开发商停止建设或放慢建设速度，而买房人又处于观望阶段，这会导致购买力的大量囤积。在这样的供需矛盾下，要防止房价在一两年后产生新一轮的爆发式上涨。

　　（本报记者 陈静/采访整理）

　　女性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以女人为主导的地域极其有限，人们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价值评判标准仍是以家庭为主。我认为，关于女人味、女性地位，常常是男人定义的。比方说，一个成功扮演了社会角色的女性，人们往往会看她在家里是否为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人们对一个成功的男性，并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并不要求他一定承担好做丈夫、做父亲的角色。女性，即使在社会上比较成功，也一定要完成家庭“作业”，这说明社会对两性要求是不公平的，在这个问题上，女性压力要大一些，特别是现代社会的职业女性，一方面要成功地完成社会职责，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家庭，否则就不是一个“好女人”。

　　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妇女的权利有些受到了损害，有些被有意无意地剥夺了，还有的是，妇女自己不知道有这些权利。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一直关注女公务员退休的问题。公务员职业对人的体力没有特别要求，我们知道男女体力无法比，如果是体力劳动，要女性早些退休，尚可以讨论。但是，对公务员来说，大家都坐办公室，都在电脑前工作，有什么样的医学数据显示男女两性在50—60岁之间生理指标不同呢？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就不合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认为，首先是收入的差别。妇女的收入不能和男人比，那么她的社会地位怎么能和男人相同？其次是晋升的差别。现在提拔干部年龄是一个硬条件，再能干的人，年龄过了也没用。女公务员比男公务员提干年龄要早5年，她们的竞争力自然无法和男人相比，她们的政治地位怎么可能提升呢？再有就是社会自我评价度的差别。这是一个很不为人注意的潜在问题。我关注了很久，有些人告诉我，许多女性希望提前退休，但是一提及数字和调查就回答不上来。因为女性不是发言者，不是决策者，而且许多女性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女性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女权也是人权，作为一名女性，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

　　女权主义作为舶来品，在中国遇到许多误解，比如认为西方女权主义很激进。她们靠自己将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等争取过来。而中国女性从来没有真正地去争取过这些权利。对于女权主义，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了解，西方女权主义有很多流派，有的激进，有的平和。但它们共同的宗旨是：两性目前的现状是不平等的，女性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这一点并不激进，是大家都想做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独立的妇女运动，妇女的解放一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融合在一起，这与西方不同。当民族危机上升时，性别平等问题自然就淡化。受苏联影响，延安时期的妇女很活跃。妇女解放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支持。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妇女就业期。当时我国实行的是高就业低工资制度，妇女参与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西方，那是妇女回到厨房的时代，战后男人从战场上回来，女人必须再次回到厨房，腾出职位让男人工作。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是妇女大踏步走向社会，从工厂到农村，参与公共事务。虽然妇女作为一支生力军，广泛参与社会生产，虽然党给妇女很大的生存空间，但由于传统和现代意识的不平衡，造成现在女性的双重紧张。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传统是有惯性的。妇女要参加生产，参加社会劳动，但是回到家里，还得做贤妻良母，承担主要家庭劳动。一般家庭里，即使男女都有工作，即使工作都很辛苦，也常常是女性做家务多，而且女性总是很自觉地做。这就是女性的双重紧张，一方面要在社会上和男性竞争，另一方面还要在家里承担沉重的家务劳动。

　　（本报记者 褚国飞/采访整理）

　　高校“去行政化”必先剥离其社会职责

　　高校行政化是国家行政体制在教育界的一个反映。我国大学不是单纯的学术机构，具有国家赋予的许多社会职能和社会责任，包括教职工养老、校园安全稳定、计划生育管理等等。高校要履行这些责任，就不得不像社会的其他单元一样，通过行政化的手段与政府的行政机制对接。如果说高校要“去行政化”，必须要先大幅度减少它被赋予的社会职能。如果一方面简单地取消高校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要求其承担学术以外的各种社会职责，那不现实。

　　从目前我国大学的功能来看，我认为“教授治校”很难实现。《高等教育法》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将教授定位为“治学”，这在现阶段比较现实。只有经过不断的体制改革，把大学的很多职能社会化，将大学变成比较单纯的学术机构，“教授治校”才能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界曾试图把“高校后勤社会化”作为切入点，进行体制改革。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高校后勤社会化并没有取得设想中的进展。因为国家把校园稳定的职责赋予高校，要求高校食堂的饭菜价格不能涨，而高校后勤社会化需要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两者必然发生冲突。

　　当然，我国高等教育界并不甘心于被动等待。近年来，不少高校尝试成立教授委员会等，将学术权力赋予教授来掌握运行。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除了校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权力机构，在2009年上半年创建了学部委员会制度。每个学部在学科上覆盖若干个学院，由教授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没有行政职级，而且明确规定，学院领导不得担任学部主任、副主任，校领导和机关部门领导不得担任学部委员。学部负责制定学术标准，制定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划，决定学科建设经费的投入方向，评审教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评定学位等等，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委员会决策机制。这是北京理工大学朝着学术管理“去行政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教授的治学作用。学部成立至今已运行半年有余，教授们表现出比较高的积极性。

　　像这样的高校内部管理改革，只要有条件、有机会，我们会积极地向前推进。但是更大的改革，需要调整政府、社会与学校的关系，需要有更好的改革外部条件。我相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后，政府、社会和高校的权责关系会逐步有利于高等教育改革。当然，整个国家的体制改革也要全面推进，否则只在某一个领域推行“去行政化”将难以成功。

　　（本报记者 吕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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