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理想的货币政策模型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困难，我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今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为“十二五”发展打好基础的重要一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今年我们必须重点抓好的八个方面工作之一，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则和具体手段，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信贷增长过快，长期以来是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合理控制流动性，最终目标就在于稳定更大口径的价格水平，防止资产泡沫，管理通胀预期，稳定经济增长节奏。

　　如何构建理想的货币政策模型，是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提交了一个议案，主题就是“构建理想的货币政策模型”，算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思考成果。

　　自然科学有一个“三角型稳定性”原理。其实这不仅是自然科学原理，在社会科学，在经济学，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同样适用。

　　一是总量：货币政策最主要的一条边。各国货币政策基本上是“单边型”，即注重总量。总量当然是货币政策的首选。制定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一般考虑四个要素：稳定币值、促进增长、充分就业和平衡收支。

　　二是结构：货币政策的第二条边。解决“结构”问题，需要将货币政策目标通过合理的信贷政策配置资金。信贷政策就是信贷管理当局依据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信贷资金运动规律的内在要求，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总和，包括信贷政策依据、信贷政策目标和信贷政策工具三部分。

　　三是质量：货币政策的第三条边。其重点是“五个防止”：防止通胀、防止通缩、防止不良资产、防止股市非理性波动、防止商品市场非理性波动（当前主要是房市）。管理部门对“五个防止”既要各有侧重，又要协调联动。

　　只有实行三角型的货币政策，才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科学性、适用性、稳定性、安全性。为此，我在提案中提出如下五条建议。

　　一、根据国民经济总体目标要求，以总量、结构、质量为基本变量，尽快构建可操作的货币政策三角型模型系统。要动态体现不同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侧重点（三角型的边长），实现三角型中总量、结构、质量的有机结合。在经济周期下滑阶段可把总量作为三角型的“长边”，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可把“结构”作为“长边”，同时始终保持“质量”这条边的一定边长。以“三边”动态组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安全、协调发展。

　　二、建立合理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效果评价体系。一是中介目标（M2或利率）要符合可行性、可测性、相关性、灵敏性、可控性等原则。二是建立体现三角型三条边不同权重组合的货币政策（复合）目标函数，即综合指标。三是对货币政策执行进行民生效果评价，以体现货币政策的社会效应。

　　三、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一要着眼于引导预期，完善货币政策发布机制，避免政策被提前“消化”或“麻木”两个极端，提高政策有效性。二要设立动态的货币政策“名义锚”，即政策标杆，可考虑锚定通货膨胀率（CPI）或经济增速（GDP）。

　　四、信贷政策要以国家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依据，辅之以国家行政指导，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信贷资金的运动规律是制定信贷政策的“基本依据”，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是信贷政策的“目标依据”，货币政策是信贷政策的“数量依据”。信贷政策可通过窗口指导、差别利率、监管门槛的变化等方式实现。要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

　　五、尽快建立资本市场、信贷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多个市场“联动”的风险监测指标和安全预警系统，以防风险传染和“蝴蝶效应”。一是各相关部门要密切跟踪国际、国内金融市场风险指标，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二要加快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立法工作；三要完善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防火墙”制度，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各类资产泡沫的形成。

　　（本报记者 冯建华/采访整理）

　　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

　　在中国，“两会”的召开是一个重大事件。当前，中国成为超过日本、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出现倒退甚至负增长，而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8.7%，这些都见证了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飞速进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参政议政的重要组织，在引导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稳定社会政治环境中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实现经济的平衡增长，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当前应加强内地的经济基础。中国首先在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进行经济改革，结果造成沿海地区更加发达，人均收入几乎是内陆地区的三倍。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基础条件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内陆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有助于在全国创造出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二，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为体，有义务保护环境。为此，中国必须寻找一条不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保护环境之路。清洁能源节约技术的引进将有助于达成这种平衡。

　　第三，与其他国家达成和谐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商业层面上，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贸易不平衡虽然可能对中国有利，但是会导致与外国的摩擦。为此，应采取一些解决措施，如从长远来看，实行人民币升值、使其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将有利于中国，中国居民可以以更加便宜的价格购买外国货物，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水平。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需要反思。人们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拥有一个大家庭的欲望。应该纠正“重男轻女”思想所导致的性别不均衡。

　　第五，应鼓励更加积极主动的民主参与的发展。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参与政治的兴趣将会增加，民主参与应以渐进的方式推进。

　　总之，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拥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因而中国作为经济强国崛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确定了，并且它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了很多利益，提供了物美价廉的货物，为资源富有国家提供了资源消费市场。此外，中国的崛起也有助于促进更加平衡的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形成，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一元国际政治格局。

　　（本报实习记者 邢玉洁/译）

　　从拉美经验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卓越的适应力，她总是能够采取与时俱进的政策和改革推动社会发展，她对中国的崛起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挑战也进一步凸显，这是本年度“两会”应该讨论的重要议题。

　　2009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促进“党内民主”作为抑制腐败和防范权力过分集中的重要方式。要保持有效的管理，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在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合理增长，这一点已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应该着手处理在刺激方案中获取私利的极少数特定利益获得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拉美一些国家的寻租行为带来的教训能够为中国提供很多启示。拉美国家没有建立明确的正式或非正式法规去规范这些寻租行为，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胡作非为使个人利益与公务人员联合起来，一部分人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结果导致政府权力被过分分割。一些只有利于一小部分利益集团的政策被制定并轻易通过，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化与经济不平等。当寻租行为普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时，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经济的紧张程度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而且，市场变得紧张，这给经济组织、投资决定、生产过程乃至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大量不受欢迎的政策和行为剥夺了一大部分人的公民权利，这会为极少数极端分子责难政府提供口实。极端分子会借机指责现有政治体制本身的剥削性和违法性。在社会要求现有体制不能继续维持的压力下，整个制度结构和政策环境变得不稳定，直到最终倒塌。

　　对中国而言，许多组织和个人的动力都建立在保持快速发展这一国家目的上。中国的“条块”系统为分级控制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中央政治组织需要控制社会秩序，地方政治机构在遵循自上而下权力秩序模式下获得相应的权力。当来自服从的报酬大于来自革新的报酬时，极少数一部分官员们就可能不再通过积极主动地采取变革来获得报酬。因此，本年度的“两会”，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自上而下地推动政治发展，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本报记者 李彩艳/译）

　　警惕文化全球化、技术化、娱乐化倾向

　　在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中，关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论述是最精彩的一段，短短600字，赢得了3次掌声，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段话强调先进文化的重要性，肯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力量，并且重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提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提出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创造经济奇迹，也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文化辉煌。温总理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几天被人们广为讨论。这个尊严是什么？就是一种人的自觉和自信。一个物质富有的人不一定得到人们的尊敬，一个精神和文化富有的民族才是值得尊重、具有尊严的民族。

　　2009年是浙江文化发展和文艺丰收的一年。浙江政通人合，有关部门重视文化传统并关注当下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良好的环境。2009年，公共文化平台不断加强，各类专题博物馆等重要平台建成，城乡一体的文化活动、送文化下乡活动等赢得人心。文艺创作获得新的成果，文化创新蔚然成风，一批优秀艺术作品在2009年问世。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浙江省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涌现了一批当代力作，培养了一支主题规划创作的生力军，在全国引起关注。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空前发展，渐渐形成了动漫设计文化产业技术性和经营性的骨干力量，并打造了一些品牌，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我们深深地感到，在网络时代，文化和教育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综合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影像与网络虚拟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文化的责任越来越重。在文化的建设中应当警惕几种倾向：一是全球化的倾向。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倾向也日益明显，而且情况趋于复杂，出现了全球多元主义，许多民族文化成了符号，成为全球资本扩张的一部分。二是技术化倾向。《阿凡达》带来了3D的力量，有人说未来的图像一定是3D，但3D是否就让我们看到更多呢？三是娱乐化倾向。一些文化活动一味地娱乐化，春晚就是一个典型，我们要警惕以感官刺激代替心灵感动，以表面的绚丽多彩掩蔽心灵的美好和尊严。我们要学习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五个必须坚持，处理好文艺创新与服务大众、时代发展与传统继承、全球拓展与本土更新、伦理教育与感官快乐等等的关系，落实中央大政，贴近民情民愿，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为中国文化的历史、今天和未来的尊严作贡献。

　　（本报记者 郑巧/采访整理）

　　科学对待转基因 着眼结构谈“三农”

　　3月4日，王海波委员就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转基因安全”和“三农”问题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科学拒绝炒作

　　国家设立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我理解这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支持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转基因安全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而且是世界性的，但仔细斟酌，你会发现，往往是一群不太熟悉转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在作各种评论、议论、推论、猜测，甚至是设想。转基因是专业性很强的，如果不深刻理解什么是基因、为什么要转基因、转入的基因怎样发挥作用等问题，仅凭一些简单的常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转基因安全争议为什么这么热？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一是转基因食品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当然会引起很多人关注。另外，转基因生物和环境、生态也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会引起人们关心。二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人们对科学技术“双刃剑”的作用有了很多反思，目前对新事物正处于一个容易起疑心的时期。三是转基因是高技术，是生物产业的核心，这自然会引起各种力量和势力的参与，当经济利益因素夹杂得过多时，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运做和炒作。当然，在转基因安全问题的讨论中，主占流的还是出于对人类的关心才提出疑问的。但也不乏有些人为了名利故意炒作。

　　发展转基因的目的，从小处讲是为了让品种改良工作能够更广泛、更精准地利用基因资源，从大处讲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着的发展需求。但无论是从正面还是负面，把转基因说得神乎其神是不科学的。转基因技术是对常规技术的丰富和发展，人们的想象力可以很丰富，但现实操作的结果可能很一般。目前，人们只是在利用一种细菌蛋白基因控制鳞翅目害虫和利用分解除草剂的蛋白基因培育抗除草剂作物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多数的基因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作用大。因此，转基因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家设立转基因专项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科学发展到今天一直在重演着两个故事：一个是坐井观天的故事，一个是盲人摸象的故事。金银盾的争论，是比较容易最后形成统一意见的，因为争论者站在同一水平上，只要把盾牌一翻即可知道两面的事情。而当井底下的生物和井外的生物争论井大还是天大时，如果井底的生物不爬到井外来，二者不站到相同的水平，是永远不可能形成共识的。同样，用手当眼去摸象的人，即使变换了多种角度也是难以达到用眼看的效果的。这并不是说谁水平低，而是说当不了解基因的作用原理和转基因的道理，没有相应的严谨的实验设计能力和分析能力时，就犹如站在井底无法正确判断天，就犹如用手和眼比哪一个更能了解大象。科学家应该站得高些，否则他们就不是科学家了。当然科学家也是站在井里的，只不过他们的井是一个更大的井。他们也常常像盲人那样摸象，只不过是不同层次的摸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科学家必须做令人信任的人，除了有科学素养外，还要有人文精神，只要人们相信你了，你做的事才能使人放心。总之，转基因问题是个科学问题，科学的问题需要用理智来对待，不能用感情冲动来阻碍科学的发展。

　　不过，目前人们对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方面，而是反映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须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首先需要形成社会信任机制。而形成这种信任机制，我们的社会要有个共同的准则，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善意出发，一切为了人类，一切为了可持续发展，一切都要往好的方面努力。在这样的共同原则下，大家要用包容的心、探索的心对待一切事物，就不再会出现类似转基因争论这样的炒作。

　　“三农”问题不是“三农的”问题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支撑和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业的补贴是明智而正确的。但解决“三农”问题单纯依靠增加资金投入和补贴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战略上加以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把“三农”问题混同于“三农的”问题。实际上，“三农”问题反映的是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理念、发展策略问题，以及因此导致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业作为一种基础产业，不可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当有很多的人拥挤在传统农业领域时，当然就会出“三农”问题。我国的“三农”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传统的农民比重过大。只有把过多的农民转移出农业时，“三农”问题才能解决好。所以，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系列适合于农民从事的、高效益的新兴产业。这可以是开拓工业化的新产业，也可以是从农业中衍生的新产业。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入手，必须从转移农民的角度或从农业领域里大力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三个标准：一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不受制于人；二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三要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结合。温总理还就如何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了三条科学依据：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最重要的内涵，是指导我们解决中国特色复杂问题的重要理念和策略。

　　开创新产业，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分流农民；其次，要消化大量的下岗职工；最后，要逐渐替代那些落后、不可持续的产业。在新的产业理念和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并不一定就是“工业”强于“农业”、“城市”强于“农村”，应该站到扬长避短、创造性地解决我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问题的高度来考虑。我们的城乡统筹战略也应考虑到这一层。我们只要衍生出了一系列高效益、有发展前景、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的产业，我国的经济结构就会好，“三农”问题也就逐渐自然消失了。

　　（本报记者 陈静/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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