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在主席台就座
吴邦国主持 温家宝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把中国信心直播给世界——本报记者“两会”采访侧记
3月5日上午的人民大会堂,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俄罗斯记者谢平和他的同事刚刚采访一个段落,就埋头在二楼的一张桌子上整理资料。这是他们最为繁忙的一天。现场直播的不仅是字句,更是中国的信心与开放。
在人民大会堂,郭松海委员对记者说,抑制房价上涨,要改变土地拍卖形式,而限制开发商利润不能通过行政干预,只能通过结构调整。我们的房改过度市场化了,忽视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要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比例,现在很多委员提议要将这个比例增加到50%。北京今年保障性住房的比例增加到50%了,这样发展下去,房价三年五年就会下来。
深入小组
3月7日上午,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小组讨论时间。记者上午九点来到江苏代表团驻地京西宾馆。
一进入19层第五小组的会议室,就被代表们讨论的热烈气氛包围了。这已经不仅是发言,而是真正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以至于如果当时不记笔记,事后只听录音,甚至分不清是谁在讲话了。
第五小组讨论的一个中心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王燕文代表特别讲到近年来,江苏省对民间传统工艺的保护,使得一些宝贵的中国手工艺,如玉雕等,得以较完整地保护与开发。说到文化产业发展,为了举例说明,王燕文在会上就拿出一款新开发的电子产品给大家看,还开玩笑说,这是植入式广告。
教育、民生,还有收入分配,都是代表们关注的话题。第二小组之前就热议过收入分配问题,这天上午,大家又把话题引了出来。有的代表指出,现在收入少的人认为自己少,收入多的人也认为自己少。蒋宏坤代表认为,应该征收遗产税。郑斯林代表则谈到,遗产税与物业税都是二次分配,还应该加强三次分配,就是慈善捐助。
一个一个地走了江苏省的五个小组,已经十一点半了。再回到19层的第五小组,讨论仍未结束。
“《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保证基本医疗,保证基本医疗的公平性,这是很重要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大外科主任苗毅代表说。
其实,关注医疗的不仅是医患双方。来自天津的政协委员乐国安,今年的提案就是《关于加强对药物临床试验损害人身权利应当追究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房价、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等等,无一不是民生大事。
记者与启东中学校长王生代表还约了中午的采访。他是为数很少的博士中学校长,特别是说起自己当了26年中学校长,他更是自豪。会议结束,记者跟着走进王生的房间时,早有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两个小伙子在等着了。等电视台采访结束,王校长又回答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的报告中,把教育单独拿出来讲,把教育的重要性说得很到位。”谈起教育问题,王生仍然很兴奋。他说,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人文精神失落,工具理性至上,利己主义泛滥。如何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家的道德,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有高度、有深度,如果这样高层次的报纸看的人很多,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
新闻“大战”
二十一世纪饭店是政协教育组和科技组驻地,教育界与科技界人士较多,都有好几个组。
小组讨论结束,委员们要去吃午餐之前,张景安委员终于被记者“逮”住。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当过团委书记也当过老师的他笑着对记者说,将近30个年头,他一直从事科技政策相关工作,“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我强烈呼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因为,当今科学是相通的,现在,我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不够紧密,各自在各自领域奋斗。这个时代是融合的时代,融合出生产力,如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各自的领域单干,都不可能取得很大的突破,两家结合可能是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在贵宾楼,一大群香港、澳门的记者拥在过道里,原来是在等习近平副主席与港澳委员们会谈之后,请这些委员们透露最新消息。——两会实在是一场新闻“大战”。
晚上八点,记者赶到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采访全国政协常委邵鸿。他最近提出,要尽快研究制定各级、各类高校的生均经费、生均拨款标准和学校常规经费的拨款标准,引起了有关方面关注。
“我这次为什么单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经费只有一部分是按照生均拨款的。现在教育经费生均标准,中西部和东部差别很大,省属院校和部属院校差别很大,比如中西部的一些省份,生均经费为三千多元,北京、上海等地的生均经费则可达到上万元,差别非常大。确定生均经费标准和学校办学经费最低标准有利于缩小这种差距,促使落后地区的学校大幅提高生均经费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标准,中西部一些大学的办学条件就很差。这笔经费应由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共同承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邵鸿认为,应该大幅提高生均标准,增加学校的自主权,这样才能用好这些钱。
“确定生均经费标准和学校办学经费最低标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减少高校的债务。产生高校债务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是高校在扩招的时候政府投入不足,所以高校才去借贷。”
“这是一件当前可以做的事,做了这件事,一举多得,既可以解决高校自主权的问题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的问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同时还有利于减少大学的债务和学术腐败。我觉得这是当前教育行政管理者应该认真来做的一件事,也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件事。”邵鸿对记者说。
“接受采访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您好,您能谈谈今年“两会”的特色吗?”
“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何看法?”
“今年您提出了哪些议案?”
听到这些问题,你也许认为是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但是这不是,这是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辽宁会场外,记者在采访会议期间出来休息的辽宁团代表。出来休息的代表很快就被几名记者围住,大家举着录音笔、话筒,将代表围得严严实实。会场外的休息区也很快被分割成了七八个区域。
如此高密度、近距离的采访,特别是有许多随机采访,对象还是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多少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辨别代表的身份无疑最为困难。
不过这样的问题,代表们似乎早就知道,他们主动地说明他们的单位和职务,并且对于我们刨根问底的问题,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厌烦,反而是热心、幽默地回答。他们不仅关注民生问题,而且从自己所处职责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采访的时间很短暂,但是代表们的谦逊和热情让我们感受到民主、开放的气氛。
来自上海的葛剑雄教授是全国政协常委,小组讨论结束,他从会议室出来,就被记者包围。那天中午,他饭也没吃,又被新华网接走去做直播。而葛剑雄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记者问他,是否可以推掉一些采访?他的一句话让记者很感动,他说,在两会期间,我们这些委员、代表,接受记者采访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这几天紧张的采访,让记者深切感受到代表、委员们的热诚、务实与坦率。比如,不只一位代表提出,这次新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表达的愿望性的内容多,“文字描述多,只是表达愿望,而具体的计划少”。
3月4日上午,在二十一世纪饭店,政协教育组,柯杨委员在讨论中也尖锐地提出,“在老百姓的观念中,一方面对教育的期望值过高,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我国的教育大纲中,是否敢说我们的教育首先是让受教育者受益,让受教育者变成更文明、更成熟的公民,既能自食其力,又能对社会有用。同时,让每个受教育者发挥自身特性,而非‘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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