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L. Clarke）曾以“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Archaeology: The Loss of Innocence）来描述当时处在变革中的西方传统考古学，以倡导他热衷的“新考古学”。但今天的西方考古学，早已不是当年“新考古学”的模样了。学科的发展，似乎永远伴随着对传统的涤荡。

　　中国考古学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学科，却无可避免地融入了某些东方传统。那么，中国考古学近百年历程中，究竟有哪些东方因素影响了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常被人们提起的中国考古学中的传统因素。一些学者视“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重视的是古代吉金鼎彝的收藏，研究重点是铭刻文字。中国考古学初期，金石学的影响随处可见。1928年董作宾先生被派往安阳调查殷墟时，即以获取刻辞甲骨为目的，忽视陶器、兽骨等遗物的收集，显示出田野工作背后强烈的金石学影子。金石考据的成果，也影响了中国考古学早年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先生在其论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立足文字考释成果来选定“标型铜器”，成为金石学与考古学相互影响的正面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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