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峡时代”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

　　□赫治清

　　随着三峡大坝竣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便由建设期转入了运行管理期。在今后三峡工程的运行管理期里，需要进行大量后续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建设时期更为艰巨和复杂。如何使移民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进而实现安稳致富？如何快速发展经济相对滞后的整个库区？如何应对工程建设后的库区生态环境变迁，建设生态文明、保护库区文化遗产？如何防治成库后的河道泥沙淤积及其对长江中下游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加强三峡工程运行管理体制与能力建设，提高经济效益？这些都是“后三峡时代”建设所要面临的问题。

　　这里，我着重谈谈“后三峡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三峡工程启动之前，我国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学者就三峡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过长期反复论证，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方案。实践表明，工程建设过程中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对策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些举措并非一劳永逸，在“后三峡时代”将面临严峻考验，保护库区生态环境安全、防止新的污染，任重道远。

　　“后三峡时代”究竟面临哪些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呢？

　　第一，三峡工程淹没了重庆市、湖北省所属20个县市区632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极大地改变了三峡地区原来的地形地貌、水文状况。为了将绝大多数被淹居民向库区靠后山坡搬迁，建设移民新居及学校等配套设施，不可避免地要在淹没原来肥沃河谷地带的基础上，进一步毁掉大片耕地、森林植被。这些高处山坡本来就土壤贫瘠，耕地面积严重不足，人口密度也大。如此一来，库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果为了扩大生存空间，再走毁林开荒、陡坡种植的道路，或是过度开发工业项目，不适当地扩大城镇规模，都有可能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增加新的污染，从而进一步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剧恶化库区的生存环境。

　　第二，大坝建成后面临泥沙淤积的威胁。三峡库区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62%，年土壤侵蚀量有1.37亿吨。由于水土流失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长江上游江河泥沙含量高，每年平均输沙量高达5.3亿吨。水库建成后，水位抬高，水面加宽，流速减慢，泥沙淤积不可避免，特别是库尾的泥沙淤积将更为显著。埃及著名的阿斯旺大坝，每年库内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3 亿吨，结果导致水库的有效库容明显下降，水利工程效益大大降低；三峡水库建成后，每年的泥沙淤积总量将是阿斯旺大坝的4 倍。由于三峡水库的死库容量仅为阿斯旺大坝库容的八分之一，因而泥沙淤积对三峡水库的威胁将甚于阿斯旺大坝。同时，三峡库区的水体流速减慢，复氧的扩散能力下降，岸边污染带必将加大。而库区土壤侵蚀大多来自坡耕地，每年随泥沙流失夹带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高达16吨以上，库区水质的富营养化又构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支流出现“水华”现象，而且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附近居民的饮水源令人堪忧。2007年，丰都县因支流富营养化而发生5万人饮用水受污染的现象，支流里浮萍、水葫芦疯长。

　　第三，三峡工程完工后，将形成一个长600公里、宽1—2公里的大湖泊。为了保证发电需要，库区冬季正常蓄水水位为175米，夏季为了防洪水位降至145米。其间30米落差暴露出的土地称之为消落带。整个三峡库区，将出现大约300平方公里至400平方公里的消落区，分布于湖北、重庆省市所属26个区县。其中，奉节以东地区，由于两岸坡度较大，多为岩沙土质，水位下降时垃圾等污染物和泥沙容易随水带走，这些消落带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并不大。可是，奉节以西的川东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因为两岸坡度小，多为泥土土质，将形成对生态环境构成很大威胁的消落带。我的故乡重庆市开县所形成的消落带面积达45平方公里，是整个库区消落带最大的地区。夏季水位下降后，河道内沉淀的垃圾、杂草，不仅会破坏这些地方的自然景观，而且在高温暴晒下，更容易滋生病菌，引发流行性传染病。其实，凡建大坝，就必定有消落带。世界著名的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消落带仅1米高，而三峡水库的消落带高达30米，是世界大坝中最大的。三峡水库建成后，伴随消落带的产生而出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是“后三峡时代”建设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第四，特殊的水环境因修建大坝而消失，对原来鱼类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第五，三峡库区，跨越川东平行岭谷和鄂西山地两个地貌单元，是历史上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区。清代以来，湖北秭归及重庆市的云阳、万县、忠县等长江沿岸，都曾发生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由于三峡水库库容量大，江宽水深，即使出现部分江段大型滑坡、泥石流物质入江，都不会对坝体建筑物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发生阻塞长江主航道灾情几率也将不复存在。水体作用无疑是水库诱发地震的因素之一。但三峡水库可能诱发的地震都在6级以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会构成威胁。但是大坝建成蓄水后，高水位的库水长期浸泡两岸坡体，淹没岸坡范围加大，加之高水位使侵蚀基准面抬高，侵蚀的面积也随之增大。在水位下降时，动力水压、浸泡软化作用最容易引起坡面变形，对山坡稳定也将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水位下降的同时有可能发生滑坡。库区水位提升，还会使周围区域的地下水位上升较高，使土壤岩隙含水大增，促使古滑坡复活，产生新滑坡、泥石流。事实上，近年来时常发生的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库区民众生命安全，滑坡入江后造成的涌浪灾害，其浪高可达数十米，波及数十公里范围。不仅如此，清水下泄还对长江中下游最险的荆江河段堤防构成威胁。近几年，荆江崩岸险情频次明显增多，崩岸长度明显增加。研究分析表明，今后长江河床将发生长距离的沿程冲刷和横向扩展，对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带来较大影响，并引发新的崩岸。

　　另外，由于江水水流速度减慢，库区大量泥沙和水的积累还会影响重力场，甚至引起地壳下沉。1936年建成的美国胡佛大坝，就曾出现水库内积累240亿吨的水和数量不详的沉积物，从而使水库周围形成了一个大致圆形的地壳沉陷区。三峡水库出现这种风险的可能并不能排除。

　　第六，研究表明，高山丘陵地区地表水面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当地气候，由于上游蒸发量大幅上升，降雨量很可能随之增大。长江大坝蓄水面积的增加，蒸发量也必然大幅增加，降水量很可能改变库区气候环境。如果考虑三峡工程建成后，作为生态环境基本要素的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森林植被、动植物及微生物等变化，以及人文环境变迁的相互作用，不能排除库区有可能形成一个有别于昔日的小气候环境。这种小气候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还是比过去恶化，都有待观察。

　　三峡工程建成后，将在防洪、发电、航运、灌溉、城市供水、水产养殖、开展旅游等方面发挥巨大效益。然而，任何水利工程的效应都不是单方面的。对于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和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诚然，我们在工程设计和建设中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安全，并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对策。但是，正如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所说，“三峡库区历来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不合理的开发造成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状况远未得到根本扭转”。现在上游来水明显减少，水库蓄水水位175米的目标至今仍未能实现。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有些问题要么不曾料到，要么并不完全被认识。我以为，要把“后三峡时代”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解决好，使三峡工程的运营管理正常运行，促进库区民众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必须具有全局意识、大局意识，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本单位而不顾全局利益，要牢固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观念。同时，还要具有世界眼光。

　　自从18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对资源无节制地攫取，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工业废气，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冲突，进而引发了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壤沙漠化、盐碱化等问题变得格外突出。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我国自身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也随之增大，保护生态环境的形势就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

　　众所周知，包括气候要素在内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必然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繁加剧。因为，自然灾害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是否和多大程度上给人类社会带来破坏性后果，主要取决于自然界本身运动或演替过程及其变化异常的强度和破坏力大小。而这种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变异的突出因素。自然灾害实际上是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对这种异变的承受力和应变能力这两种因素相互影响作用的产物。

　　在应对三峡工程生态安全问题上，我们应有世界眼光，既要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生态学理念、总结和借鉴世界建设大坝的经验教训，又要把对三峡库区可能存在的生态环境隐患纳入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视野中去考察，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之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待三峡工程生态安全问题，既不要悲观，也不要盲目乐观。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集思广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严密规划，精心设计，认真实施，沉着应对。我坚信，勤劳智慧、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定能破解一个个三峡工程生态安全难题，在建设管理好具有防洪减灾、提供清洁能源、通航等功能的特大型水电工程中，坚持低碳循环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为中国和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书写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潘启雯/采访整理）

　　“后三峡时代”要帮助移民完成三个适应

　　□风笑天

　　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三峡工程本身的目标是发展水利、电能等，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它所带来的移民问题。国家给予很大投入， 100多万的移民规模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当然，移民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我最初涉足三峡移民研究，还是10多年前的事。1997年到2000年，在三峡工程动工后不久，我们接了一个课题，做的是坝区的移民问题。因为三峡大坝建在湖北宜昌，因此工程开工前先要把坝区的居民移走，这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移民，他们主要被安置在宜昌市不同的区县。这是三峡工程大移民的一个试点。我们当时的主要发现是生产条件的变化、生存方式的变化对移民影响很大。移民原来大多在山上种柑橘，这些果农到平原后要学习种水稻，生产方面不适应，分给他们的田地也相对差一些。当时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移民对生产方式的不适应。

　　2003年，我带领学生深入重庆市三峡库区的云阳县和万州区对即将搬迁的库区移民进行调查。2006年至2007年我们再次到云阳县和万州区，同时还到江苏省的几个县对这些移民搬迁后的生活进行了追踪调查。从坝区到库区再到跨省安置区，我们关注的主要焦点是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移民搬迁后是不是适应安置地的生活，这只是移民研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移民对新生活的适应，首先是从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的。比如住房、邻里、语言、风俗等；其次是生产劳动、经济发展；最后包括主观感受、心理融合、社区认同在内的“我群感”、“归属感”的建立。这一适应过程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在大量连续不断的生活事件、生活经历的熏陶和磨砺中逐渐完成。

　　研究结果还表明，影响农村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随着移民搬迁时间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在搬迁初期，不同搬迁和安置方式的影响十分明显。特别是移民所感觉到的安置地政府是否对他们关心，也是影响搬迁初期移民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搬迁时间的延长，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突出的特征是：生产劳动方面的差别，开始成为影响移民家庭经济发展和长远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来自同一个地区的移民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习俗上的“大同”，也开始被实际生活中无数具体细节方面的“小异”所取代，使得生活习俗因素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再次显露出来。

　　研究结果还向我们揭示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贫困的风险问题。早期农村外迁移民基本上实行的是集中安置。这种安置方式虽然在日常生活、邻里交往、心理安定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不可避免地受安置地有限的经济资源，特别是耕地、副业、打工机会等方面的限制，移民在生活“嫁接期”的经济“复苏”面临极大挑战。如何帮助移民尽早适应生产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贫困现象，是安置地政府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如何尽快实现从日常生活适应到劳动生产适应再到心理归属适应的跨越问题。移民举家搬迁不仅意味着居住地点的改变，还意味着整个家庭和每个成员社会生活的完全移植，是将原有生活整体地在新的社区中进行“嫁接”和“重植”。这种生活移植的过程是痛苦的和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移民对这种生活移植过程的适应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和方面。相对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生活的适应比较容易达到。但是，对移民来说更为根本的生产劳动的适应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移民心理归属的适应则是一种并非完全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它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说明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质状况。在移民社会适应的这三个方面,具有影响作用的因素可能是不同的。

　　要使移民能够真正扎根于新的社区，重建新的生活，必须认真探索和构建起帮助他们顺利跨越生产劳动适应和心理归属适应的各种机制和条件，只有当移民不仅习惯了安置地的生活方式，同时熟练掌握了在安置地的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技能，并且在心理上已将安置地看做“我群体”时，他们才在真正意义上适应了安置地的生活，才真正在安置地扎下了根。

　　住房是家庭生活最基本的条件之一。而对举家搬迁的广大移民来说，当在陌生的新家乡安家落户、开始新生活时，他们对这种新家、新生活最初的、最直接的体验之一就是住房感受。研究结果中，住房因素具有重要影响的结果启示我们，各地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移民住房的修建和购买安排，尽可能按照移民的经济条件为他们准备好合适的住房，让他们从新家中开始新的生活。

　　另外，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状况对他们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原来的移民安置形式中，多为几十户移民成建制地集中安置，即在安置地建立新的移民村。在那种情况下，在小的社区范围内，无论语言、习俗，还是生活方式，都是相同的、故有的、移民熟悉的。移民相互之间的交往也相对频繁，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则相对较少。移民的社会适应也成为在小社区范围内具有相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适应。而现在这种分散安置打破了原有安置方式的条件，移民更多的是单家独户置身于当地居民、当地社区环境中。面临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语言、习俗，新的文化背景。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就成为移民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与当地居民交往越多，移民的社会适应就会越好。

　　总之，移民的适应有一个过程。你要让他适应新的地方，第一层面是生产生活上的适应。并不等于说给一块地，给补偿金，房子也安置好了，就万事大吉了。第二层面是人际关系上的适应。搬迁后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人际关系网络。第三层面是心理上的适应。这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人是社会的动物，要跟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移民是一个外地人，到新的环境没有关系。等到他们在这方面如鱼得水了，遇到问题可以找人帮忙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就顺利得多；当他们真正认为这里的生活很愉快，自己是这里的人了，他们的适应才能说完成。在没有办法逆转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在迁移这样的一个现实面前，移民适应最困难的是最后一步，这需要很长时间。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移民在三峡工程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后三峡时代”国家还应该继续关注这些移民，进一步支持这些移民。“后三峡时代”的规划，要对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不能说补偿也补了，人也安置了，事情就完了。因为迁移对移民们来说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因此国家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或者优惠条件，让这些移民真正在安置地从生产生活上适应、人际关系上适应、心理上适应，让他们逐步在经济、生活、就业等各个方面达到和当地居民相同的水平。

　　（本报记者 陈静/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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