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史可以说是一项“续写”传统学术的工作，而中国传统学术不是一具只需要派人看守的“僵硬尸体”，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或隐或现的鲜活生命体，其身上寄托了无数前辈学人的期望与理想。因此，传统学术不仅需要传承，还需要发展乃至于现代性转换。进而言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至今不乏启示意义。

　　学术发生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其外在规定性和内在理路尤其值得注意，有时这方面作用大，有时那方面的效果更明显，但归根结底须保障学术自由。从中国历史来看，自唐朝大规模官修史书以来，就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天子不观史”的学术传统。唐太宗欲观“起居注”，房玄龄阻之。太宗问房玄龄：“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遗憾的是，现在的学术自由受到多方面的干扰。有人说当前学术自由的敌人是“官僚学术”、“等级学术”与“审批学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管得宽、统得死”的学术制度违背了其自身发展规律，使得学者没有自由的最富于创造性的“冥想”时间。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学术创造源于学者内心的虔诚，而当代学术竟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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