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追述与放大的宋朝开国史

　　□陈峰

　　人类的历史文献记载，从来都是在后世不断追述与放大的过程中延续的，人们眼中的本朝历史更是如此。从北宋中叶以后大量士人留下的文字材料来看，有关宋朝开国史的描述就带有夸张的色彩。

　　赵匡胤结束唐末五代的武夫乱政，开创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基业，尤其是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呈现高度的“崇文”气象，使得太祖统治时期在本朝士人心中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那么，宋太祖究竟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当时是否已经形成了“崇文”的气象？

　　宋太祖在位期间采取的“崇文”措施包括：收兵权、削藩镇，抑制武将势力；保护文臣，使其免遭武夫加害；恢复儒学的地位；重视科举制度；鼓励臣子读书。应当看到，这些举措中的确有“崇文”的内容，但若将其描述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气象，则显然失之夸张。事实上，这些举措一方面在于调整当时严重失衡的文武关系，力图使文官武将集团回归各自正常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于尽快结束因武人跋扈、藩镇割据导致的长期动乱，确保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因此，这些措施的宗旨更大程度上在于提升过低的文臣地位，制衡超强的武将势力，同时提倡儒学的君臣大义和纲常思想。

　　作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宋代的文官士大夫在崇文院、史馆、会要所等官方编修机构中编纂了本朝历史，使得宋朝开国史或多或少地被描述有“崇文”色彩，宋太祖也因此获得高度的赞美。其实这些光环在很大程度上是本朝士人有意识选择、不断添加理解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人们所写的野史、诗文、笔记小说乃至其他文字，对开国史也不断附加上自己的理解。

　　宋朝“崇文”路线的发展，大致始于太宗朝。自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朝不再走传统的汉唐发展之路。出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国家的统治重心转向内部建设，防范武将势力对皇权的威胁，加大对其压制、打击的力度，以制约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的地位遂不断获得提升。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时代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得到发展，在国家政治各个层面中基本确立了重要地位。历经真宗、仁宗朝的统治，科举出身的文臣已成为执政的主体力量。对于到北宋中叶才真正出现的“崇文”气象，主导朝政的文官士大夫们并不满足，出于对唐末五代乱政的恐惧，这一群体在强烈的自保意识下，坚定地支持皇权壮大，积极协助统治者实施一系列的“抑武”举措，并期望朝廷复兴儒教。于是，宋太祖基于自身统治需要而初步实施的“崇文抑武”方略，自然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歌颂。基于现实需要，他们不仅要坚持高举“崇文”旗帜，而且从诸多方面宣扬其由来已久的精神，并追溯到开国时代。

　　北宋中叶以来一部分士人对本朝开国史的追忆，特别是对“崇文”气象的描述，其实是在包含历史记忆的过程中，逐渐地、有目的地选择和改造的产物。显然，这体现出宋代主流士大夫自身的价值评判。修正记忆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真实的历史，却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历史的记忆就是这样延续的，多少附加着后世的理解和想象。现实远离过去，但总能修正过去的历史影像。

　　清末民初的“绅权”变异

　　□王先明

　　“历史记忆”并不只是对过往或逝去历史的单纯记述，当其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并被社会认同时尤其如此。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哈布瓦奇（Halbwachs），就特别强调历史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为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也处于频繁的变动与重构之中。与传统时代的发展走向不同，地方权力的重建开始张扬“民权”的旗帜，而不再是在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制约中有所取舍。在1898年的湖南新政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两大历史事件中，关于“绅权”的集体记忆竟然呈现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其中不免有绅士阶层“蜕变”劣化的因素，但也蕴涵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这种嵌入社会—权力结构的“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打倒绅士”这一时代号召的历史因缘，并由此造就了“大革命时代”农村变动的特定情景。

　　清末民初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历史记忆”并不外在于社会生活本身，它与社会生活进程和社会结构的联系难以分割，或者它本身也内化为社会重构的要素之一。晚清以来，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从“慰安妇”幸存者调查看真实记忆的艰难

　　□苏智良

　　无论是宏大事件，还是日常生活琐事，对人类文明而言均具有重要的价值。被人类保存下来的信息，通常是历史学家为主体的人们自觉行为的结果，也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历史信息数量少之又少，大量的信息已经在有意或无意间流失。因此，历史学家需要从自己的体验和感知中去设定搜集记忆的课题，以便尽可能地重构和复原历史。

　　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喜爱记住胜利与欢悦，对于失败与苦痛，常怀排拒之心，民族的记忆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非常敬佩在战争刚刚结束就完整保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们，而为我们辽阔大地上寥寥无几的抗战遗址而感到遗憾。那些灾难性的、具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被阻挠与回避，或者因为令当事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地记忆，或者是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不去思考、不去记忆。事实上，人们强迫遗忘的企图往往并不成功，一旦人们被告知不要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却往往被记忆下来；在特定条件下，由于这些事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会使得记忆变得更加深刻。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由于“慰安妇”制度具有隐秘性，加之日本军队与国家刻意销毁，留存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在田野调查中，以访问者口述印证他人口述、以口述印证文献的方法便显得极为重要。当然，对被访问者的了解和尊重、设问的角度、情感的交流、访谈中的倾听等细节，也可能决定访谈的成败。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来坚持调查研究，搜集了近百个幸存者的个性体验和苦难经历。为了检验幸存者记忆的可靠性与准确性，还尽可能地寻访历史知情人即见证人，甚至寻访加害者——日本老兵；并将口述材料与文献相印证，从而局部再现了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场景和史实，当然我们所记录的还只是冰山之一角。在调查中，研究人员也多次遭遇幸存者的否认与失忆，她们以回避来避免打开痛苦的记忆之匣。

　　口述记录使得幸存者的记忆个案得以保存，并从个人遭遇的视角，展示了残暴战争状态下无助女性的悲惨遭遇，翔实地呈现了时代的悲剧。这样的个案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如中国大陆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暴行的山西幸存者万爱花的曲折遭遇，曾躲入山洞当“白毛女”的云南人李连春的记忆，广西瑶族受害者韦绍兰及她的“日本仔”罗善学的往事。

　　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个案资料弥足珍贵，这既是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的重要证据，也是我们民族必须直面的伤痛记忆。中国受害者的口述与朝鲜、韩国、荷兰、菲律宾、东帝汶等受害者的记忆连在一起，组成了日本右翼和保守政治家难以攻破的证据链。

　　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人有了能够更加自信和自觉地思考历史的条件，有了能够直面20世纪中国悲痛历史的可能。但许多记忆已经消逝，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对某些历史事实采取集体回避的态度，令许多战争的亲历者、受害者的个人经历没有得到保存，我们应该记取这沉痛的教训。

　　评弹与苏州城市文化的记忆符号

　　□唐力行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记忆。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已逾2500年。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清时期更成为称雄天下的商业大都会，有着丰厚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在漫长的历史层累中，逐渐形成超越时空的文化记忆符号，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评弹就是其中之一。

　　评弹文化记忆符号的意义有二：一是评弹书目中有着通常意义的苏州历史描述和市民社会生活、民风习俗的细致叙说；二是书场的茶馆元素、说书人的吴侬软语说噱弹唱和品茗听书的听众构成特有场景。评弹成为苏州城市文化记忆符号和市民的生活方式。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量小，评弹艺人每一场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这就是“走码头”。苏松常嘉湖地区是吴语的核心区，评弹艺人穿梭其间，评弹由此成为呈片状结构的文化记忆符号和生活方式。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记忆的中心会发生空间上的位移。近代，评弹的中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这与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的破坏和大批江南绅商避难租界相关。江南人占了租界华人的四分之三，租界为评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男女拼档演出及男女同场听书，极大丰富了评弹的表现手段，扩大了受众面。20世纪20年代租界的电台广播增强了评弹的传播力，使评弹北上官语区的南京，南下宁波。1949年后评弹艺人的组织化与政治动员相结合，使评弹在境内和境外呈点状传播。“十年浩劫”使评弹受众断层。评弹受众的老龄化使评弹在上海经历了失忆的过程，听评弹作为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淡化。评弹的中心正在回归苏州。

　　改革开放后，评弹作为江南人的文化记忆符号，在境内外吴语移民相对集中的城市呈内生型点状发展的态势。评弹在港台和北美广受欢迎，其中纽约和北京先后建立的票友组织使评弹的传播有了强大的后续性。这种境内外点状分布的评弹文化记忆符号，反过来对江南本土的评弹传送能量，呼唤着评弹的复苏。评弹的空间传播与时代变迁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化社会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历史学的“记忆转向”

　　□王晴佳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历史研究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变化之一，就是人们对“记忆”（memory） 与“史学” （history或historiography）逐渐产生出新的认识。有人甚至提出，二战以后史学的发展，不但有所谓“语言学的转向”，还有一个“记忆的转向”。前者产生于1970年代，后者则在1980年代后成为热点。

　　记忆是史学的起点。史学研究的开端，常常起源于保存记忆的愿望。记忆与历史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有一种相对紧张的关系。史学成为一门学问后，又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就不满足于与记忆相等同。

　　史学虽然在广义上而言也是一种记忆的表述或再现，但史家写作历史，希望通过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到近代，史家还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分析、解释并预测人类历史的整体走向，因此有不少人开始探寻历史规律，希图勾勒古往今来的演变进程。由此，史学与记忆之间便产生了一道鸿沟。

　　记忆虽然可以分享，但主要是个人的、主观的。它可以被分享，但又受时空的限制，常常属于一个时代的和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甚至，性别的区分，也造成了记忆的不同。因此，就特征而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越时空、文化、地域、语言的共同记忆。

　　史学思想家柯林伍德说，如果某人说“我上周写信给某某”，这只是一个记忆的表述，而不是历史的表述。但如果这个人又说：“我没有记错，因为这里有对方的回信”，那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表述。对于柯林伍德来说，记忆与史学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要有证据。史学在近代的根本变化，在于史家研究方法的改进，史学与记忆由此也被区分开来。

　　从20世纪末至今，为什么记忆又开始与史学联手了呢？抑或更准确地说，为什么史家愿意降低身段，开始研究记忆了呢？

　　第一，有关记忆的研究，是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显学。相对其他学科，史家开始研究记忆，相对较晚。第二，记忆研究之所以会引起史家重视，与史学本身在战后的诸种变化息息相关。

　　记忆研究在战后的兴盛，当然与二战的爆发及其特点有关。二战中有一个相对特殊的现象，就是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也即屠犹。战后，犹太幸存者及各种犹太人团体使用种种力量，推动这一事件的研究。目前发行的专业杂志《史学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就是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编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近年南京大屠杀也成为记忆研究的一个热点。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1997年出版以后引起了许多反响。这个例子表明，记忆研究并不是史家的专利。有学者指出，记忆研究虽然以跨学科为特征，但其主要的研究者来自文学、电影和文化研究等注重“再现”的领域。记忆研究的材料，也往往超越文献资料，而特别注意实物（博物馆、纪念碑、陵园等）和口述回忆（采访录、回忆录等）。

　　如果史学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史家仍然专注政府的档案为其基本史料，那么记忆研究在史学界也无法开展。如果说记忆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采访，搜集口述材料，那么史家在这方面，既有传统，又有创新。二战以后口述史的兴起，更早于记忆研究的兴盛。口述史研究为史家从事记忆研究提供了前提。如果史家仍然像19世纪的兰克那样，坚持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基于“硬邦邦”的一手史料（最好是政府档案），那么口述史就无从兴起，当今的记忆研究也无法进入史学的殿堂。

　　近代史家兰克被人尊崇为“客观史家”，因为他曾主张“如实直书”。但记忆研究，主观性和现实性很强。就史料而言，往往是受害者的回忆，可以让人声泪俱下。即使研究一些如纪念碑、纪念馆等建筑物，其中的设计也明显反映了建造师或者营造者的主观意念。如果史家对史料的态度一如其旧，那么记忆研究也就无法在史学界登堂入室。记忆与口述回忆、采访等虽然带有个人性、时间性和主观性的特点，但并不因此而阻碍它们成为有价值的史料。

　　相反，有学者认为，当代史家之所以研究记忆，抑或史学界“记忆的转向”的出现，正是因为记忆不像历史事实那样“客观”和“硬邦邦”。史学界“记忆的转向”所突出的，正好是史料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以及史家如何从现在出发再现历史。上述特征，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影响。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有人已经提出“记忆”应该取代原来的“传统”、“民俗”和“神话”等观念，因为后者其实都并不客观存在，只是依靠记忆或通过记忆打造出来的。

　　近代史学的前提，是要把过去与现在隔离开来。而当今史学的记忆研究，则不但容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而且还把这种交融和互动视为历史现实的一部分。用James E. Young的话来解释，就是“一旦我们把目击者的回忆、他们回忆中的确实或不确实的部分以及他们回忆中的解释的成分一并加以考虑的话，我们会对受害者的遭遇，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对于过去的叙述已经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如何叙述他们的遭遇，也就成了历史现实的一个部分了”。剔除口述史料中的主观成分，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了。

　　当今史学界的“记忆转向”，也得益于记忆研究在其他学科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家哈布瓦奇在20世纪初提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这个概念以及在此以后其他人对之不断提出的商榷和修正。有人主张用“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 来取代“集体记忆”，还有人主张去掉“集体”或“公共”这些形容词，因为记忆虽然看起来是个人的，但其实都是在特定的集体、文化等场域形成的。这些修正工作，都有助于推动人们对记忆的了解和认识。自“集体记忆”概念提出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记忆的各个层面及其形成过程在民族建构、族群构成和文化变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欧冶、晁天义、焦兵、张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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