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叙述是回忆的同义语。只有进入回忆的东西才成其为历史，只有变化的东西才进入回忆。

　　这段颇为拗口的话表明，历史与记忆、叙述天然地结合在一起。

　　假如人类失去记忆，叙述就无从谈起，历史就会中断。

　　两千多年前，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曾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全书写成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之前，孔夫子发出这样的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在司马迁心目中，他有一个使命，即传承历史记忆。而杞国和宋国，在孔子看来，由于他们没有将历史记忆传承下来，因此造成了历史的中断。

　　恩格斯提供了另一个因失忆而导致历史中断的例子。古希腊的阿提卡，部落、胞族、氏族的集团划分非常细密，然而这是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发生的原因何在，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因为“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历史储存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历史学将人类的记忆记载下来，叙述开来，传承下去。假如历史学不传承、叙述记忆，历史学就不能成立。“记”与“忆”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

　　一部二十四史，正是储存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大仓库。许多民族没有这样的仓库，所以历史中断了、文明断流了。

　　我们走过，我们回忆，我们记述，我们前进。历史与记忆，相互交融，不可分割。

　　记忆与失忆相生相伴

　　“文学家、埃及学家、史学家、传媒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回忆和记忆现象，至今已足足20年有余了。”

　　这是德国汉诺威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哈拉尔德·韦尔策在2001年写下的一段话。它表明，记忆虽然与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但对它的专门研究，还非常短暂。而且，记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的特点，是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

　　2009年12月，在南开大学，一场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历史的记忆与失忆——价值选择与史学功能。

　　这场以“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冠名的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它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次专门就历史记忆问题进行研讨。

　　研讨的目的，已经不限于揭示历史记忆的价值和意义。换言之，历史记忆多么重要、多么必要之类的话，早已是无须多说的老生常谈。学者们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有些东西被记住了，而有些东西却被遗忘了？这里面是否反映了人们的某种价值选择？它对历史学的功能又意味着什么？

　　哲学家培根说过，人的精神总是天生地倾向于记住肯定的东西和忘记否定的东西。

　　是的，谁不喜欢宣扬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业绩，而热衷于谈论“走麦城”呢？好汉武松常挂在嘴边的也是景阳冈上如何打老虎，而非其他。喜欢与不喜欢之间，隐约闪动着记忆与失忆、突出与隐没的主观牵引。

　　于是，学者们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给“记忆”划出类别，指明其中套路。结果，读者便在学者们笔下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记忆样态：个人记忆与集团记忆，文化回忆与沟通回忆，有意识的回忆与无意识的回忆，精神创伤式回忆与日常回忆，解释性回忆与创造性回忆，否定性回忆与代际回忆，等等。

　　不论哪种情况，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记忆与失忆总是相生相伴，如影随行。

　　历史记忆无法脱离价值选择

　　记忆是一面筛子，既留下什么，又漏掉什么！

　　“门前有客通名姓，一别十年记忆无”，这是人脑记忆机能弱化的无奈。“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是记忆在时间流逝中的挽歌。个人记忆在时间中剥蚀，集团记忆在时间中传递。

　　然而，记忆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学者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现实历史中，人为什么往往故意强化某些记忆，同时故意弱化乃至抹除某种记忆？

　　纪念碑、地方志、家谱、图片、影像、仪式等等，均具有存储与强化历史记忆的功能，而篡改与抹杀一类行为，无疑是要删除记忆。这一切的背后，蕴含的是立场、观点、方法，即价值。

　　记者注意到，在西方学者笔下，“纳粹大屠杀”是他们解剖记忆问题使用频次最高的实验麻雀。他们总是不停地追问：德国人是如何反省那场战争的？老一辈德国人与新一代德国人在反省上具有怎样的共识和差异？在追问中，他们试图揭示记忆的深层结构。

　　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更关注记忆的变形。从陈峰教授对“宋朝开国史与士人记忆及改造”的考察，到张明富教授对“乾隆末安南国王阮光平入华朝觐假冒说”的考证；从王先明教授对清末民初“绅权”流变的梳理，到苏智良教授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说明，“变形”（包括变异）明显地构成了目前中国学者考察历史记忆问题的一线伏脉。

　　上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好相反。具体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事迹愈放大。因此，即使人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情况，也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即使无法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曾引发持续多年的古史大讨论。今天的学者换个角度看顾颉刚先生的论断，发现顾先生其实通过历史传说和历史记载，揭示了历史记忆的一个特点，即变形，具体表现就是放大与拉长。

　　当然，与西方学者对“纳粹大屠杀”的关注相对应，中国学者同样非常关注邻邦日本的战争记忆样态。“靖国神社”、“慰安妇”一类问题，从历史记忆研究的角度讲，显然意味着某种历史记忆的强化，同时又是另一种历史记忆的弱化。突出与隐没、荒谬与正义，取舍之间，得以展露。

　　谁能说记忆与价值无关？谁能说记忆研究与价值无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记忆在历史长河中流淌，也在历史长河中流失。流淌的记忆会放大、缩小、扭曲、变形。流失的记忆会消磁、重建、虚构、填充。

　　记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动机”。受“动机”驱使，记忆甚至会成为“作局”的对象。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曾揭示，特定情况下被催眠的人会具有双重记忆，“一种是清醒时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完全独立的记忆”。这两种记忆，实际都是在特定动机驱使下制造出来的东西。

　　情感与痴迷也会对记忆产生强化与弱化的双重作用。马克思说，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了这种病的人会“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因为他们的全部情感都痴迷在了议会上，所以失去了“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

　　但是，不论记忆具有怎样的主观性，都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并且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述往事，思来者。”在中国古人看来，传承历史记忆，既是延续历史，更是为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在历史记忆的仓库中，储存着民族的基因与密码，蕴含着人类的良知与祈盼。“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过历史记忆，人类的精神境界得以净化与升华。

　　历史记忆的民族形式，历史记忆的主体因素，历史记忆的丰富多彩、多元一体，显然都无从否定。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乃至个人利益，从来不曾脱离过历史记忆。

　　但是，历史的真实同样无从否定。真实的历史永远是记忆的基础与前提。历史的真实性总是穿透记忆的模糊性和变异性，顽强地表现自己。试图制造、利用记忆的变形来抹杀历史真实，归根结底是徒劳的。

　　形式化与形而上学，将记忆全部归结为主体的外化，或者简单地将记忆等同于据实直抒，都不能洞彻历史记忆的本真。

　　在此，唯物论与辩证法再一次证明着它的穿透力。

　　记忆研究，一刻都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记忆研究，同样丰富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

　　“记忆”贯穿于历史学的始终。史实、史家、史书，由历史记忆的红线横贯起来。通过历史记忆与失忆的研究，中国史学将愈加丰满、健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将愈加丰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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