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际关系学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学术危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控制气候变化引发了关乎人类命运和世界未来的跨国大讨论。但在这两场几乎占据所有政治领导人重要议事日程的全球性事件面前，国际关系学者遭遇了“知识困境”的尴尬，无论是在大众还是精英的讨论中都出现了自动“失语”的状况。

　　既有的知识已经无法应对国际新事件所带来的智力挑战，这对于刚好走过整整90年历程的国际关系学科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生日礼物。

　　2009年整个国际关系学科遭遇滑铁卢

　　2009年不仅某个国际关系学者个人，而且整个国际关系学科遭遇滑铁卢。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自诞生以来，在其学术发展史上并非没有遭遇过危机。一次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二战的枪声打破了欧洲上空和平主义的神话，笼罩在这个年轻学科课堂上达20年的理想主义思潮遭遇重大危机；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以和平方式退出冷战，令长期在国际关系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颜面尽失，著名历史学家加迪斯借此把国际关系理论家狠狠地嘲笑了一番。

　　但是，这两次危机并没有打击国际关系学者的士气，反而促使他们“化蛹为蝶”，进行痛苦的反思。反思之后国际关系学又迎来新一轮的成长。第一次危机推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并出现了像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这样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级人物；第二次危机推动产生了蔚为大观的建构主义以及重新向比较政治学取经的国内政治的研究路径。学术危机促进了学科的自我革新。但时至今日，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问题所带来的第三轮学科危机，却并没有带来新的思想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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