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与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突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曾指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政策的淡化和缺失是导致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意识和功能，重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治理工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政府主要职能的体现，也是市场经济成功运作的基本条件之一。

　　近日，在由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及社会发展”论坛上，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系主任王瑞鸿指出，转型中国正在进入社会建设期，社会政策由此成为时代最强音。

　　倡导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的回归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经济的起飞，终结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社会福利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历史使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指出。而在我国的教育、卫生医疗和住房等社会服务领域经历市场化改革之后，“为缓解社会风险、改善人民生活，需要积极倡导国家政治责任、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责任的回归”。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强调。

　　面对近年来我国逐渐出台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指出，中国福利模式应具有更强的整合性。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关信平进一步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在一体化建设中，应注意坚持发展战略的全国统筹、促进管理体系的整合，并注意分阶段、分步骤进行。

　　住房问题既是涉及房地产、金融等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是民生焦点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指出，目前关于住房政策的讨论往往偏重住房的物质与经济属性，而忽略了社会属性。他认为，我国现行住房政策有意无意强化了同质人群聚居，没有重视都市居住区范围内的交往空间与社区建设。在市场机制运作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划和控制手段，城市不同收入阶层的居住分化和隔离不可避免，但恰恰是混合居住而不是“穷人城区”、“富人城区”，为不同收入、族群、产权、年龄的人提供了交往空间，用沟通、交流促进社会开放与和谐。

　　在民族政策方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方文认为，宗教信徒在忠于跨国家的宗教共同体和所在国家的政治体间存在一种“信徒—公民困境”。如何超越这种困境，使我国多元的宗教资源成为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中国人建构公民认同的基本元素，是当前民族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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