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本报记者就地方社会科学院如何成为“新智库”、如何为当地政府建言献策等内容，采访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汪玉奇。

　　“新智库”建设的现实需求

　　记者： 您曾提出地方社科院要成为当地政府的“新智库”。这一“新”字体现在哪里？

　　汪玉奇：地方社科院转向新智库建设有着深刻的现实需要和重要的时代背景，首先，从需求来看，地方社科院成为“新智库”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新的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复杂，任何一个决策层单凭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执政经验都无法保证决策的完全科学性。为了提高决策水平、提高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为了使决策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造福于民、取信于民，政府需要在决策问题上设置“外脑”，通过专门机构的专门研究，使决策者有更多的决策参考、更多的决策方案选择，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国际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企业的决策是否正确，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我们看到，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企业今后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因此，企业界迫切需要“外脑”，需要向知识界寻求支持。

　　当中国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大关，并且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社会利益阶层多元化的问题日益凸现。在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各阶层也会存在着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如何使这种利益矛盾得到协调和统筹，需要有公共代言人来设计统筹协调的方案，来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向政府表达公共利益的诉求。

　　另外，智库建设也源于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地方社科院作为地方政府的事业机关，完全依靠地方财政供养而生存。当我们的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当公共财政这一理念和架构提出并实施的时候，地方社科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公共财政供养对象这一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事实表明，公共财政只能供养那些属于社会需要而市场又不能提供供给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地方社科院赖以生存的体制机制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地方社科院要赢得公共财政的支持，就应当区别于可以产业化、市场化的科研机构，区别于非义务教育的高等院校。因此，选择智库的方式存在，一方面通过为社会服务赢得收入；另一方面通过为地方政府服务，赢得公共财政的供给。这样就使地方社科院在体制转轨中获得新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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