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面临新机遇及挑战

　　□刘江永

　　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之际，东亚区域合作正面临新形势：第一，伴随着东盟与中日韩“10+1”自由贸易进程的正式启动，2010年有可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元年；第二，《里斯本条约》生效，标志着2010年有可能是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元年；第三，日本鸠山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设想，日本将更加重视亚洲，中日韩合作在加强；第四，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影响力迅速增强；第五，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仍未走出低谷，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将加强；第六，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后，低碳经济将引领世界经济新潮流。在新形势下，东亚区域合作可能出现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认真研究，顺势而为。

　　中日FTA成东亚经济共同体实现关键

　　东亚共同体初期阶段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而高级阶段是经济一体化，后者的标志是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未来的东亚地区，将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多区域相互促进的网状地区合作机制与“先南后北”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周边地区，次区域经贸商旅合作将活力四射，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彼此放射的“多元并存”合作体制，最终走向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多元一体”合作格局。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2010年，中日韩将在韩国举行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加强三国合作。但是，在中日签署FTA之前，东亚经济共同体难以真正形成，而一旦中日形成自由贸易区，韩国只能紧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合作是决定未来东亚经济共同体能否形成的一大关键。

　　东亚安全共同体进程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

　　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架构，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难以排除美国参与。在东北亚地区，美国不仅直接参与六方会谈，而且未来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也必须有美国参与。在东南亚，美国是东盟地区论坛（ARF）的重要成员。美国介入东亚安全事务，对中国来说最为关切的是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国来说，努力减少日美同盟对中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最为重要。

　　鸠山首相提出，应该使日本周边海域成为友好和团结的“收获之海”。这与笔者几年前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地缘战略新概念——“海陆和合论”相吻合。“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促进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未来东亚安全共同体构架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在东盟安全共同体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基础上，在ARF的框架内逐步形成。亚太经合组织（APEC）可以在经贸、能源、环境等领域继续发挥亚太地区国际协调的作用。

　　东盟发挥主导作用需具备三个条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有两条基本经验：第一，多边合作体系的建立需要以健全的双边关系做基础；第二，由中小国家联合（东盟）发挥主动精神，最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取得进展。

　　目前，东盟和中国等“10+1”、“10+3”合作机制，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圈与基础链。“10+6”东亚峰会的成员也是在经东盟同意后，以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前提。不过，未来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保持和发挥主导作用，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东盟国家内部的稳定；二是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三是东盟与东亚各大力量之间的合作。中日两国在东亚合作中积极支持东盟，就不存在中日的主导权之争，韩国也会予以响应。

　　友好城市交流、商旅合作将大有可为

　　中国各沿边沿海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可利用地缘、文缘、血缘等各种便利条件与邻近国家开展地方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将不断上升，从而成为周边邻国的“大客源”。友好城市交流与商旅合作可以彼此促进，相得益彰。

　　未来可在中日韩之间建立以首都圈为中心的交流合作圈。北京、东京、首尔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推动民间交流与合作。中国还可考虑扩大在东京、首尔设立的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举办饮食、美术、书法、摄影、体育等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促进各国的民众感情。

　　在国际战略全局中考虑未来合作

　　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就好比是一座房子：经济、货币共同体是地基，安全共同体是屋顶，牢固的双边伙伴关系是支柱，文化共同体是墙壁，社会共同体是门窗，环境共同体是室温和水电。

　　中国可以利用本国在亚洲有利的地缘经济地位，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开放的地区主义”谋求可持续发展，以“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可持续安全，以周边为依托经营“放射形”经济合作圈。在东北亚加强同日本、朝鲜半岛、俄罗斯及蒙古的实质性经贸合作。在东南亚以“10+l”、“10+3”为依托，妥善处理好中国与东盟FTA形成后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在中亚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同中亚的经济能源合作与人文交流。在南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等渠道，争取建立中印经济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建立连接中东及阿拉伯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带与经济共同体。同时，通过亚欧峰会增进中国同欧盟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关系。在亚太地区的南半球还可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及东亚峰会等，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谈判建立中国—南太平洋自由贸易区。

　　共同文化认知是东亚共同体的基石

　　□王智新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呼声高涨，尤其在日本，有人甚至提出将2005年作为“东亚共同体元年”。但是，就在那年的4月至5月间，围绕着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及历史教科书所引发的历史认识问题，东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一下子令人们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回归到了五四时期。这清楚地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真理：金融一体化、货币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共同化等等，归根结底一句话，全都离不开人的认知共同化。没有人的文化认知共同化，任何所谓的共同体都是建在沙滩上的楼阁。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亚创造出了与欧美不尽相同的理念、智慧、价值观以及伦理观体系，这就是我们独特的东亚共同文化认知（或者叫“共同知”）。正是因为拥有这一文化认知，在西方东渐的19世纪以前，东亚地区基本上是和平睦邻、繁荣安逸的。所以，今天要想建立东亚共同体，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新发现、发掘和重建东亚的文化“共同知”，培养传承和发扬这一“共同知”的人才。

　　在西方教育模式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亚洲大学，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知识系统发生改变。迅速形成的全球知识库，要求亚洲各大学应尽速合作，找出切入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对有用的知识作评价、评级，并对如何适应及利用进行研议，以便能从全球知识库中找出适合本地区实用的东西。

　　其次是大学国际化。全世界国际学生市场大约有300亿美元的规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至2025年全球估计会有750万的学生出国留学。由于语言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目前的留学生大部分都前往美国和欧洲。但是，亚洲国家之间的留学生交流正在迅速增多，欧美各国接受留学生的势头有所减弱，出现了国际教育“亚洲化”的现象。就某种程度而言，外国学生人数的多寡，目前已成为一个大学国际化程度和品质保证的重要绩效指标。

　　东亚地区国家的教育交流由来已久，从1962年“亚洲教育大臣会议”以来，各种形式的会议组织不断涌现，极大地推进了亚洲地区国家的教育国际化。但是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仍然很多，仅就中日而言，还有经费“日高中低”和学生质量“中高日低”等问题。

　　就教育交流而言，当务之急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修正教育的新目标，以适应不同人种和各种社群学生的要求；在国际化的指标中加大课程的品质，跨校、跨国的合作研究计划，学生间的学术、体育、文化、科技交流以及对学生有益的各种文化活动也应该成为衡量国际化程度的客观指标；在高校扩办和大量扩招时，要充分保证教育质量，对大学进行评鉴，提升大学办学水平；强调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相互了解，大学安排举办一些有用的文化活动，让本国及外国学生能彼此交换文化了解，创造国际合作的未来；尽量抑制和减少国际教育的商业化气息。

　　理解东亚一体化——历史回顾与未来任务

　　□车昌勋

　　21世纪是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同时共存和竞争的时代。东亚的崛起是非常重要的，该地区正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仅表现在历史与文化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增长潜力和国际政治地位方面。正如欧盟呈现的实例，东亚最终也将采取相同的一体化进程。伴随着地区边界的模糊性和可变性，东亚一体化将是一个持续性的、多层面的过程。东亚存在着诸如东盟（ASEAN）、东盟“10+3”（ASEAN+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合作机构，每一个机构都拥有不同的职能。作为朝核六方会谈的延伸，与会各国也涉及了更广泛的地区安全问题，这无疑将为东亚地区的多种组织结构开辟一个重要层面。这种区域合作机构的多样性是值得欢迎的，它是对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务实反应。

　　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塑造缘于1951年同盟国与战败国日本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在《旧金山和约》的体系下，作为双边安全协议的回报，美国的东亚盟国被允许进入美国市场。这也是长期以来大家争论之所在，即正是旧金山体系（San Francisco System）导致东亚缺乏正式的地区主义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东亚的传统秩序在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关键性冲击后，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冷战的结束、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尽管东亚各国在双边同盟和多边全球主义方面保持着它们的一贯承诺，可事实上它们对传统模式的信心流失日益明显，这从东亚各国对FTA、区域金融机构以及合作安全对话等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可以得到很明确的证实。

　　在经济方面，尽管正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疲软态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跨国企业网络在组成虚拟经济共同体方面开始扮演一个关键性角色。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史无前例地将自己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尝试充当了区域经济规划的催化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证明，看似密集的日本和海外华人企业实际上是脆弱不堪的。任何寻找“亚洲”方案的努力都需要开始形成一个公共观念。由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对WTO和APEC治下的贸易自由化路线的怀疑，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金融的高制度化与商业联系可以为它们的经济安全提供更好的机制保障。东亚国家快速转向于编织一个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双边/多边FTAs的网络。除了在东盟10+3层面的三方合作以外，中日韩三国也分别启动与东盟的FTA谈判，并且正在就三国彼此之间的双边FTA问题进行研究。

　　在安全方面，1994年建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开始将中国和日本一起纳入一个区域机构框架，尽管该论坛作为一个安全制度的意义是极其式微的。另外，“第二轨道”也自发地涵盖了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迅猛发展。北太平洋合作性安全对话（NPCSD）、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以及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机制的建立都是“第二轨道”设计的典型范例。第一次和第二次朝核危机呼吁区域内努力，旨在说服朝鲜放弃其秘密的核武器计划。自2003年在北京召开六方会谈起，中国承担了一个新的且扮演积极作用的角色，不仅表现在对朝核问题的处理方面，还表现在将美国纳入区域内“迷你多边”的进程中，并且防止美国实施如针对伊拉克般的单边行动。目前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以及六方会谈进程的形成为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正式框架的建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深入和广泛的东亚经济、安全一体化之路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至少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有待解决——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导致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都认为，只有国家强大，才是安全的最佳保障。从理论上来说，区域一体化之所以能够进行，就在于弱小国家对地区内强大国家领导地位的广泛认同，或者是类似于德—法共管这样的两极领导。经过几个世纪的血腥竞争，法国和德国通过名为欧盟的区域一体化终于找到了和平共处之道。但是，中国和日本却还没有准备好克服在东亚地区的对抗。迄今为止，所谓的“政冷经热”已成为中日关系的经典注脚。政治方面的安全倡议和出于内在利益需求的经济安排，都反映了持续经济获益和维持地区稳定这一需求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不断增长，同样，确保中日之间形成稳固的领导同盟也是促进地区稳定和经济日益发展的又一个成就。

　　国际事务方面，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之中最有吸引力的当属中美关系。从10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到近期出版的《货币战争》，这些受欢迎的书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作出了回应，而且关注点也从传统安全问题转移到更为广泛的与中国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方面，包括金融安全、能源采购、气候变化、贸易平衡等等。笔者认为，对东亚一体化建设的更多关心和投入都需要中国确立其在区域内多项事务的领导权，而不是如以往般过度关注美国的潜藏用意。从2010年起的未来十年将是东亚时代。中国的东亚之路以及其一体化轨迹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多变性已经近在手边。中国将走向何方，影响甚大，世所瞩目。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范勇鹏、张肖雯、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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