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可能会向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方向发展

　　□Soren Dosenrode

　　欧盟是一种共同体模式，对东亚而言，这一模式或许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但要清楚一点，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内部一直纠缠于各种“内战”，尤其是德法的长期对立，其严重程度甚至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如今，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在欧洲极小。这是欧洲最大的成功！

　　但不要忘记，欧盟始于很小的合作项目。欧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50年，当时法国外长舒曼（Robert Schuman）建议建立一个煤钢共同体。其短期目标是阻止另一场（西）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长期目标是创建一个联盟。六个国家加入了这个共同体（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虽然舒曼原本期望的是一个超国家的模式，在该模式里，共同体有高于国家政府的权力，但接下来25年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国家间讨价还价的模式”。1987年通过了所谓的“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这使得超国家的模式回到了一个受限制的欧洲共同体形式。这表明少数国家再也不能阻止共同体的发展。但是传统的政府间决策模式，即国家间相互讨价还价的模式依然在很多领域存在，而且还存在很多决策程序，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总而言之，欧盟的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且，组成欧盟的单位体间有着同样的文化，以及类似的政治体制。

　　当今的东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在该地区的很多国家正蒸蒸日上，其发展非常值得赞许。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另外一些客观事实，不是所有国家都在腾飞，贫穷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比该地区其他国家大得多，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很多旧的冲突尚待解决，相互间还存在着猜疑。

　　所以，我认为东亚更可能会向较紧密的，或许会是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方向发展，而不是成为一个“东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ast Asia），因为相互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但是密切的经济合作、自由贸易等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欧盟刚开始时就是从贸易开始，贸易是一个功能性的合作，由此发展至政治合作。贸易合作使参与者都受益，并且创造了相互信任，而这可能是进一步合作的平台。

　　即使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且该发展过程未必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往往始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合作，然后可能会渐渐发展成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间，亚洲各国间在经济领域有着较好的合作，中国也更多地参与到这一合作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接触与合作更加密切了。如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实施使其经济合作被制度化了，它仅是一个开端。接下去一步可能是“消费者联盟”，成员国延伸自由贸易协定，协调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并对来自非成员国家的商品设置统一关税等。再之后可能会出现“共同市场”，当各成员国开始考虑形成一个“经济联盟”时，他们或许会对各国间的重要政策加以考虑，以图获得充分的经济收益，这可能会催生一个超国家的制度，来规范货币、财政政策、劳动市场，以及区域房展、交通和工业政策，这需要制度上的保障以确保各参与国都遵守这些规则。

　　当然，在整个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个体成员国依然独立决定本国的对外与防务政策，它并没有因为加入区域共同体而放弃主权，而只是转交部分主权。当一体化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完全一体化”，所有国家将自愿放弃主权给一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体，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但是，以上所有的过程都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水到渠成的过程，在中间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停止甚至倒退。因此，中国—东盟自贸区可能是更高阶段一体化的开端，但这不是一个必然发展的过程，其间会出现很多困难与挑战。例如，参与国可能会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停止不前；由于中国的规模太大，这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如新加坡的担忧，它担心在一体化的过程中被中国给“消化”（在这方面，中国在开展地区外交时必须非常小心）。

　　在接下来十年间，观察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会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它会一直停留在现阶段，抑或向更密切的合作阶段发展，时间会给出答案。

　　东亚地区主义离不开中国的领导

　　□朱宰佑

　　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从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已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由于区域内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看似努力的尝试，东亚地区主义往往给人一种在进行中的感知，却不是真正地取得进展。事实上，大部分国家离获得实际成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意大利面条碗”（spaghetti bowl）效应下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引领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待进一步观察。

　　金融领域的地区合作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发展方向，虽然迄今为止这类合作都还只局限于货币互换方面。究其根本，还在于“亚洲货币基金”这样的金融机构被内部与外部的不利情况束缚了手脚。由于各种原因，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过程较之欧洲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如果重温历史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的话，经济一体化无疑是实现东亚地区主义的先决条件。

　　不幸的是，东亚地区还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区域化进展。在经过了长达20年的讨论和谈判后，缘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迷茫，人们的悲观情绪正在与日俱增。不过，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依稀能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鉴于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中国正在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同时，也是区域内其他经济体不可忽视的存在。后冷战时期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与东亚各国曾被描述为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这种关系正面临着根本性的转变。区域内各国对中国的依赖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没有中国，这些国家几乎不敢想象如何在新世纪实现可持续性地发展。换句话说，即使不考虑中国本身，区域内各国也有愈来愈向中国靠拢的趋势。所谓的“权力星座”（power constellation）目前正在东亚地区发挥着作用。

　　如今，区域内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已经越来越深，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可设想到的可持续性发展如果没有与中国健康的经济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观念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进一步得到确认。受益于中国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大部分区域内国家都能够早于预期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以韩国为例，在经历了快速复苏后，期望在今年能够实现高达4.6%的突破性经济增长。许多韩国人都将自己能够早日走出经济低谷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乐观的经济状况。

　　因此，区域各国只能更加感谢北京的领导层就抗击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因为这些措施和政策不仅被证实是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国内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的早日复苏也起着有利的促进作用。至此，区域内国家对中国“权力星座”的说法已经落实，无论中国喜欢与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希望在东亚地区实现区域化进展，那么，正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当下，中国正忙于应对不断增加的国内社会经济问题，并不乐于承担东亚地区主义的领导角色，不仅仅因为中国一向声明的“永不当头”的对外政策，也因为它已经着手少数几个东亚区域机构的事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东盟“10+3”、东盟“10+1”、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为了实现东亚地区主义，机构建设必须取得进展，这只能通过一个区域内参与者建设性领导权的展示来实现，而中国看上去能很好地担当这一角色。东亚地区主义的命运，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促进东亚地区统合 日本可以贡献什么

　　□石原享一

　　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美国的贸易与财政双重赤字日益膨胀，海外拥有的美国国债超过了3万亿美元。只要美元还是货币轴心，每次美国走投无路时，就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还债。敌不过这种发行货币的特权（Seigniorage）的诱惑，一直以来，美国都是通过庞大的借款来维持巨额的军事支出和富裕的消费生活。而大量购入美国国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美国经济的是日本，还有中国。冷战结束以来直到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迎来了巨大转机。这对东亚地区来说也是摸索新的地区合作的机会。

　　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国的国债为中心，黄金的储备量极少。预计今后美国的双重赤字将持续扩大，而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国和日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对于亚洲经济的地区融合，中日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重要。

　　市场经济制度化的迟缓以及对社会统合的不易之处与国土、人口、经济的规模密切相关。中国的国土面积及人口数量大大超过欧盟，而国内生产总值大致仅为欧盟的一半。要对东亚地区进行市场经济制度化和社会统合就更困难了。这一地区不仅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上呈现巨大差距，而且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东亚地区建立共同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其急于构筑东亚共同体，不如先在企业文化、环境技术及后面将要论述到的铁路系统等各领域里加强地区间协力，这种做法更为现实可行。

　　促进东亚地区合作，日本能做些什么呢？从日本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在以下三方面，日本为促进东亚的地区统合可以贡献力量，从而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第一是企业文化的传播。日本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既给当地的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对当地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企业的进驻也伴随着日本企业和当地员工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利益冲突。在这里，让当地人民理解日本型经营方式的优点，以及日本企业自身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等手段才是成功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人们追求短期利益，忽视市场规律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例子不在少数。日本的企业文化能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众多企业的话，就能带来社会经济的安定和发展。

　　第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和环境技术的传播。为了防止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交通事故的增加，建设城市铁路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新干线在内的日本铁路系统同时具备了安全和定点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日本铁路系统在软件方面也有优势，比如当场可购买指定座位席，几乎不会发生重复预订的纠纷。在品质管理和客户服务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突出之处也体现在铁路文化中。

　　第三是人才的培养。日本企业要在中国商务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录用一些作为中日桥梁的优秀人才。不仅是商务上，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方面也是一样。人才培养才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基础。

　　东亚汇聚矛盾与希望

　　□李庆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东亚在当今世界格局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亚地区充满了矛盾与希望，同时把人类社会的冲突对立与和平发展演绎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为世人格外关注的热点地区。

　　从目前流行的经济一体化角度讲，人们习惯于把东北亚和东南亚都作为东亚的一部分，这使东亚地区矛盾的内涵也随之扩大。地区的复杂性，各国之间的社会制度差异，伊斯兰教、儒家文明以及似有不断壮大之势的基督教之间的碰撞，特别是作为二战的遗存并在冷战期间得以固化的朝鲜半岛问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以及日渐白热化的中国南海问题等，使东亚地区人民的和平与繁荣梦想时常笼罩着民族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阴霾。

　　东北亚地区最突出的问题当属久拖不决的朝核问题。这既是冷战延续下来的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遗存，又是美国这个区域外大国企图颠覆朝鲜政治制度的恶果，因而有人甚至称东北亚的新冷战正在形成。更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与对立的背后反映出世界大国权力较量的实质。中美作为当年朝鲜战争的主要参与国，今天在半岛安全与稳定问题上，又成为平衡朝鲜半岛局势旗鼓相当的角色。如果半个世纪前经由残酷战争才保持了半岛地区的均势平衡，那么今天以外交等和平手段达到同样目的就表明，中国的繁荣和强大是东亚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坚强基石。

　　台海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然而，由于美国的卷入，其同样成为中美冲突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原先就是台海分裂的始作俑者，今天又紧紧抓着台湾来拖中国崛起的步伐。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通过对台军售及《与台湾关系法》等大玩牵制中国的平衡术，充分暴露出其言行不一、两边谋利的不良居心。然而，不平则鸣。在台湾问题上，受尽欺骗和威胁的中国人不但进一步认清了美国霸权的实质，而且借此奋发图强，在收获改革开放的物质繁荣喜悦时不忘居安思危。

　　但是，有关矛盾并不会永远只朝一个方向发展，有利于东亚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中国自身力量的壮大既是地区稳定的保障，又是东亚一体化进程强大的经济动力源。

　　相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长达10多年的经济疲软可能更加严重；如果没有中日密切的经贸关系，两国的政治冷淡可能达至冰点。韩国这个对华历史和民族情结纠葛深重的国家，长期保持对华出口巨额顺差，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了韩国的持续繁荣，所以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无论韩国具有多大的离心倾向，它都无法摆脱中国影响。同样，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东亚区域内更是先行一步，2010年初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必将大大推动双边合作关系，为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如今东盟“10+3”的合作模式至少为东亚共同体提供了暂时的合作平台，同时中日韩三国以经贸为主的互动也逐渐提速。由于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关系制约着日韩同中国建立战略互信，三国在东亚一体化领导权方面也存在激烈竞争，但是追求经济发展的现实利益是大家谁也无法回避的诱惑，因此“政冷”并不能完全阻挡“经热”。作为地区大国，中国一要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二要加强与东盟和日韩的经贸合作，二者不可偏废，最好实现两条腿走路的目标。

　　如果说中美关系决定不了世界的未来，那么完全可以说中美合作将改变东亚地区的命运。美国虽为区域外国家，但其在亚太地区既与部分国家建立有军事联盟，又有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第二债权国。自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声称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显然言不由衷。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中美同舟共济时，并不妨碍五角大楼把60%以上的潜艇部署在西太平洋遏制中国。但是，美国要遏制中国显然力不从心。中美正如手持利刃的两个大力士被一条经济绳索缚在了一起，一旦松绑，二人就能轻易伤害对方。所以，即便是被迫选择了合作道路，中美两国却都能从中受益，进而连带推动着东亚地区经济增长。

　　由上不难看出，尽管东亚地区充满了矛盾与对立，但其作为全球经济动力源之一的事实不容抹杀，在当前经济危机情况下，中国经济甚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中国的成就并非在顺境中取得，东亚的发展也克服了重重困难。这表明，虽然地区国家间矛盾和斗争是常态的、无条件的，但合作与繁荣却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只要有关国家能够把握合作的主流，进行积极善意的良性竞争，那么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必将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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