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欧洲向亚洲转移。21世纪能否成为“亚洲的世纪”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其中关键问题就在于能否出现一个较为明晰的东亚一体化格局。

　　东亚：利益交织下的一体化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成为世界并行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欧洲、北美和东亚的一体化合作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区域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其中，欧洲一体化进程最为成功，东亚一体化建设也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2010年3月7日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指出：关于亚太区域合作，中方不仅全面参与，而且是积极予以推动的，我们提出了许多倡议和主张，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今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全面启动，是一项双赢的制度安排。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伊始，更是再次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伴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欧洲向亚洲转移。21世纪能否成为“亚洲的世纪”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其中关键问题就在于能否出现一个较为明晰的东亚一体化格局。

　　生存与发展：东亚一体化的“前世今生”

　　东亚在地理上是由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组成，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东北亚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ASEAN）10国。其一体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显著标志是东盟的成立和发展；第二阶段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因为冷战的结束，国家架构得以重新组合和调整，各类区域合作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美国、苏联对东南亚的激烈争夺，东南亚部分国家决定成立一个摆脱外国统治和影响的区域合作联盟，用集体的力量谋生存、求发展。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东盟的成立标志着区域合作机制在东南亚的正式形成，也彰显着东亚一体化在东南亚次区域的萌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5国先后加入东盟，使东盟终于实现了囊括东南亚所有国家的“大东盟”目标，为东南亚一体化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东亚一体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充分认识到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明确了区域内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自1997年12月起，东盟—中国、日本、韩国（10+3）和3个“10+1”（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都会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晤。1999年11月28日，在马尼拉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发表了《关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共同声明》，将原有东盟框架所涉及的贸易、投资等议题拓展到货币金融、社会文化、科技开发以及安全保障等新的领域。2000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举行期间，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首次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这是“10+3”在地区合作框架中单独发挥作用的显示。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2005年12月，在吉隆坡的会议上，一个新的机制“东亚峰会” （10+3+3）成立，与“10+3”首脑会议并行召开，东亚峰会被定位为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战略论坛。2007年，东亚“10+3”机制发布今后10年的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2009年6月3日，泰国总理阿披实经东亚峰会国家领导人授权发表《东亚峰会关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联合新闻声明》，呼吁区域各国加强合作，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2009年10月25日，东亚合作系列峰会在泰国华欣开幕，各国领导人就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加强东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这些都为东亚国家之间增进信任、加强合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对于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与代表区域合作最高水平的欧盟相比，东亚的一体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东亚各国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民族、宗教、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也无法达到如欧盟般的高度一致。作为迄今为止依旧留有冷战残余的地区，东亚的一体化发展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不利因素与风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不期而遇，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纵深性推进。究竟应该由谁来扮演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与核心角色？如何理解东亚地区的美国因素？东亚一体化又会走向何方？从欧洲和东亚的比较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区域内的利益分歧:一体化的战略角逐

　　“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有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

　　——卡尔·多依奇

　　近代以来，法、德两国曾发生过多次战争，法国首都巴黎甚至两度被德国占领。欧洲一体化的关键是法、德两国的和解。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就曾指出：“要使欧洲国家统一起来，必须结束长达百年之久的法、德间的冲突。”1951年4月18日，《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签署解决了法、德长期争夺的煤钢资源的归属问题，使两国从“对手”变成了“合作者”，为欧洲区域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1963年1月22日，法、德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将法、德联盟的关系用条约形式确立了下来。自那以后，法德联盟便成为了欧洲区域合作的核心力量，成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

　　与欧盟相比，东亚一体化进程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本地区的主导性角色存在巨大分歧，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能协力合作。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是东盟。但是，东亚一体化的重头角色在中、日、韩，特别是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中、日两国经贸互补，却始终缺乏政治互信，无论是对东盟的关系定位还是东亚一体化发展前景的规划上，两国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2002年，中国率先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FTA谈判进程，迈出了与东盟一体化的第一步。2003年10月，中国又率先作为非东南亚大国签署并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信任。担心主导权旁落的日本奋起直追，除了FTA之外，还于2003年12月在东京与东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会议发表的《东京宣言》再次确认并打出了重视东盟、期待将来结成“东亚共同体”的外交政策牌，同时，日本在此后的3年还将为东盟地区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

　　中、日两国的战略角逐，还表现在对未来东亚一体化合作的发展规划上。中方主张，以“10+1”为基础，以“10+3”为主渠道，日本则出于制衡中国的考虑，主张东亚共同体应以“10+6”为主。

　　不仅如此，出于对中国可能成为东亚主导力量的担忧，所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更是甚嚣尘上。如此这般，由于中日无法建立起一个类似法、德合作促进欧洲一体化的稳定核心，给东亚合作的进程罩上了阴霾。

　　区域外的利益干预：一体化的美国因素

　　二战以后，出于同苏联对抗的冷战需要，美国对欧洲的联合自强给予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其中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德国只有与整个欧洲联系在一起，美国才能提供援助。这不仅在客观上对欧洲一体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还为欧洲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即使在后来欧元的启动以及欧盟扩大的问题上，美国也并无太多的反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欧盟已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和“外长”，并准备在继续东扩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其超国家的联邦机制。

　　反观东亚，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则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消极性。鉴于美国同东亚的密切关系，东亚一体化建设又不可能不考虑美国的影响。在经济上，美国是东亚国家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东亚各国都对美国存在较高的贸易依赖性；而在政治、安全关系上，二战后东亚国际关系是在美国的霸权主导下塑造成型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到目前为止都同美国保持着安全同盟和密切的军事关系。不仅如此，美国还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主要参与国，未来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必须有美国的支持。对中国来说，美国对东亚地区的介入，最敏感的就是台湾问题，另外，美国在南海诸问题上的立场亦牵动中、美两国关系的神经。无论鸠山政府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是否涵盖美国，美国的态度对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

　　于美国而言，最不希望的便是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排他性的内部联合。早在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设想，后来因为美国的反对而胎死腹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倡议组成一个“亚洲货币基金”（AMF），也因美国的反对而束之高阁。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一直试图通过重振APEC强调其在东亚的影响力，进而从外缘削弱东亚一体化的地理合法性。同时，美国采取措施进一步强化与日、韩、菲、新等国的军事同盟与合作关系，并且积极拓展与东亚各国的双边FTA关系。2007年，美国与韩国出人意料地达成了FTA的签署意向，又先后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就FTA问题达成一致；美国与泰、马、印尼、日本等国的FTA谈判也被提上了日程。2009年10月27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华盛顿更是公开呼吁：“美国应该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否则将丧失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欧盟经验的启发：一体化的未来之路

　　同形成欧盟的内外环境相比，东亚的一体化建设无疑存在着更多的不利因素和复杂性，如何将“理想的共同体”变为“现实的共同体”，在借鉴欧盟成熟经验的过程中，应该会有所启发。

　　从战后欧洲的现实看，法、德的和解与合作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先决条件。东亚的一体化建设也需要中日这两个区域大国的共同推进。目前，东亚的能源战略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在这个关系到各国经济命脉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对东亚的一体化建设无疑会事半功倍。当年的法、德和解正是从煤钢联营开始，从而一步步支撑起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另外，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还可以继续深化。作为美国国债的两个最大持有国，中日的务实合作对稳定亚洲货币市场，推动东亚一体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与东盟的FTA已经启动，日本与东盟的FTA也将实现，未来如果中日之间形成自由贸易区，或者中日韩之间形成自由贸易区，届时，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亚一体化的内核需要中日和中日韩密切合作。

　　至于美国，依凭其对国际事务的广泛影响力，东亚的合作要考虑其关注。因此，东亚一体化的建设必须保持适度的开放性，争取美国的支持，找到使其加入到东亚合作的方式。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毅曾指出：“美国在东亚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客观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按区域合作的一般规律办事，加强域内各国的合作，同时也要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不排斥美国和其他域外国家，注重与它们加强对话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不断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汇合点。”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2010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也表示，“欢迎其他各方对地区的一体化提出积极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努力，这也是中国自身的态度。”联系实际，从最初的东盟10国，到“10+3”机制，再到现在的“10+6”东亚峰会，东亚的区域合作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范围。因此，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向美国等一切感兴趣的国家开放，对于东亚一体化建设未尝不是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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