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政治理论学界存在一股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反思浪潮。这些反思大部分以该学科的基本文献，尤其是政治理论所谓的“经典”的近代意义为中心，思考这些基本文献是否能够满足全世界的理论需求。正因为这种怀疑，研究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西方学者越来越愿意把在历史上通常忽略的思想内容，比如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等等，引入其学科范畴里。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交流方法都会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意味或至少带有西方知识架构的痕迹。

　　“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研究方法格格不入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一过程最大的难题与公平或者平等有关，即在“后殖民地主义”的世界中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西方学者如何能够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西方学术界如何能够认识到其他传统不仅具有能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省的内容，而且还具有能代替我们理论基础的内在理论，并由此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选择就可取决于“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的区别。

　　虽然“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的研究课题通常一样，但是它们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是格格不入的。以在美国学术界刚开始出现的一门学科——“比较政治理论”为例，在理论上，比较政治理论家如拉库散·于本（Roxanne Euben）和弗莱德·多勒米尔（Fred Dallmayr）已经开始批评欧美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并且对非西方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然而在事实上，它仍然把非西方传统列入“思想”范畴而非“理论”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对非西方思想进行“博物馆化”与“边缘化”。更吊诡的是，此学科无法应对其最根本的困境：非西方的思想贡献如何能够动摇西方思想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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