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场合谈到“妇女史”，有时会遭遇不解或玩笑：“妇女史？还有男人史不成？”20多年后的今天，妇女史已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说，史学界认可了“性别”是观察历史的一个视角，“妇女”也可以有“史”——这就是20多年来“妇女史”境遇发生的变化。

　　走过20世纪初伴随反封建浪潮而起的开拓期、1949年后阶级淹没性别的萧条期后，八九十年代，妇女史随着史学的复兴、拓展，尤其是社会史的兴起以及“妇女学”学科的建立和“女性主义”的引入，迎来了研究热潮。如今的妇女史已从浪潮走向长流溪水，不再是“时学”，不再负有更多历史使命，而是日益走向理性和回归学术。

　　实证与理论

　　数年前，针对妇女史界一些年轻学人不重视中国传统史载，漠视国内自上世纪初以来的诸多研究成果而对于一些引进理论过于顶礼膜拜的倾向，笔者曾提出，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因而受到国内外一些同行的批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的确过于褊狭。尽管笔者至今认为实证研究包括史料爬梳是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根基，但二者不可偏废，理论或“主义”提供的观察视角、研究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与整个史学界存在的问题相通，妇女史也存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脱节的现象。从事实证研究者往往沉醉于故纸堆中，不屑注意理论方法及进展；而从事理论研究者又较少将其运用于中国史实，以作研究示范。目前从事各断代、专题妇女史研究的学人为数不少，对于理论方法的重视似乎普遍有所欠缺。有的论著虽间有涉及，但往往只是作为装点，真正将其运用于研究具体问题则显得不足。

　　笔者曾将自己从事妇女史写作与研究时所遇到的理论困惑归纳为八条。（1）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传统实证史学重视历史的客观性，以忠于史实为鹄的，而妇女史则强调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视角。妇女史如何协调二者，既尊重历史，又体现出女性立场与意识？（2）解构、疑古与信古：如何解读几乎全部是由男性书写的史载？如何辨析其中的性别偏见，掌握“疑”与“信”的尺度？（3）共性、整体性与个性、个体差异：妇女这一性别群体既有其共性，又因民族、阶级、宗教及个体等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如何适度评判二者？过于强调后者，是否会造成妇女群体与妇女史的“碎化”而不利于学科建设？（4）当代价值判断与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应当注意从当事人的立场与感受理解分析问题。（5）被动与施动的两面性：历史上的妇女群体既有受压迫、受歧视的被动一面，也有着创造历史、反抗男权甚至作为压迫者的施动一面。如何兼顾二者，对于妇女地位、作用做出较为全面的结论？（6）生物决定论与社会造成论：女性主义学者多认同女性特质、两性差异是社会造成的，反对生物决定论与本质主义观点。但两性的分工、女性的“主内”及柔弱起初确由生理差异而起，这种差异是否必然和如何导致了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7）性别与其他身份、等级的交叉：人类社会不仅有性别等差，还存在其他各种社会等级区分。如何恰当地估计和分析这种多重等级交叉下的两性地位？（8）妇女“地位”：“妇女史常论及妇女”地位，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指数是什么？个体差异如此之大，妇女群体是否有整体、共同的“地位”？如何总结概括某一群体或人物在当时社会及历史上所处位置？（以上详见《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以上这些，对于妇女史研究来说，我相信至今仍是“问题”，仍值得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去思考、探讨，这或者将有助于建构我们的妇女史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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