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位于长江北岸，“西北环山，民厚而朴，代有学者；东南滨水，民秀而文，历出闻人”，在明清时期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吴孟复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序中说：“就桐城而言，不仅有一个桐城文派，而且还有一个桐城学派。从方学渐到方以智、钱澄之，在思想史上是颇有地位与影响的。”又说：“桐城文派之外，还有个桐城诗派。”桐城文化的繁荣，与当地重视教育密切相关。据1936年版《桐城志略》记载：“在逊清之初，县境书院有五，曰桐溪书院，曰桐阳书院，曰培文书院，曰毓秀书院，曰天城书院，当时莘莘学子，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桐乡书院。

　　1840年，戴钧衡等人倡议在孔城筹建书院。孔城和枞阳、汤沟、练潭被称为桐城四大古镇。因“今之孔城，即古桐乡”，故称桐乡书院。姚莹在《桐乡书院记》中说：“孔城于近代有南山戴先生……兹乡之人，景仰前哲，将欲振兴文风，乃醵金为书院，名之曰桐乡书院，从其实也。”经过近十年的经营，桐乡书院声名鹊起。1850年，罗惇衍在《桐乡书院记》中高度评价道：“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臧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己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见焉。”

　　桐乡书院的成功，离不开创办人戴钧衡的贡献。戴钧衡，字存庄，号蓉洲，道光己酉举人。师事方东树，“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诗文经说，卓然可表见于世”。著有《味经山馆文钞》、《书传补商》，编有《潜虚先生文集》、《望溪全集》等。他在《桐乡书院四议》里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四条办学思想：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和藏书籍。戴钧衡认为：“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经之舟车也；治经而不求得圣人之心，亦何异飘摇转徙于天地哉。”在当时汉学昌盛的背景下，这种见识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这篇有名的《桐乡书院四议》，后被《皇朝政典类纂》收录。

　　1853年，太平军攻占桐城，桐乡书院亦遭兵燹。1867年，桐乡书院恢复建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桐城的书院也陆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桐城没有被落下，早在1902年，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并撰写了一副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题匾“勉成国器”。1906年，桐乡书院改办桐乡高等小学堂。美学家朱光潜在自传中说：“到十五岁才入‘洋学堂’（高小），当时已能写出大致通顺的文章。在小学只待半年，就升入桐城中学。”此处“洋学堂”，即指桐乡高等小学堂。桐乡书院现仅存朝阳楼和罗惇衍撰《桐乡书院记》碑。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