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西方的很多报道依然带着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来观察中国。无论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几乎所有故事都是扭曲的，以配合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外部威胁的需要。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先后就读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在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得了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自1974年以来，斯巴克斯教授任教于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现任该校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和传播与媒体研究所（CAMRI）所长。2008年，CAMRI被英国政府评为英国最好的媒体和文化研究中心。斯巴克斯教授近期的研究更偏向传统的政治经济而非文化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媒体与民主化、媒体的全球化、互联网对大众媒体的影响等。他发表过多部著作，包括《媒体与大众文化》、《21世纪的记者》和《全球化和大众媒体》。

　　媒体有“框框” 报道有倾向

　　记者：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很多报道是歪曲、带有敌意的，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斯巴克斯：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所大学，但凡有势力的组织都操纵其在大众媒体中出现的方式，以影响世人对它们的印象。为此，这些组织雇佣专业人员，运用多年来在公共关系领域习得的全套技巧，处理与大众媒体的关系。中国的政府机构及其许多其他机构也不例外，希望对其报道是正面的，并追求更多这样的新闻。然而，中国的情况却又更为复杂，中国近代史的特殊性，以及目前因其经济快速增长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主要原因。

　　境外关于中国的报道失实这一问题似乎特别敏感。中国存在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即“西方媒体”代表了一股系统化地、恶意地和扭曲地报道中国现实的力量。正如中国著名外交事务专家王缉思教授最近在接受赵灵敏采访（刊登在《南风窗》）时指出的：

　　“如果你只读中国报纸和网站，会觉得整个西方媒体都在议论或诋毁中国。其实，如果认真观察西方媒体就会发现，中国还不是各种争议和是非的中心。”

　　中国读者的看法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关于中国的报道内容广泛，态度充满敌意。产生这种感知是可以理解的，毫不奇怪，任何一国公民很自然以他们自己经历的事情为中心，而不易理解为何他人没有相同的关切。对中国而言，理解会更加困难，因为在许多报道中无疑存在着批评，而这些报道不可避免地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客观地讲，西方的很多报道依然带着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来观察中国。无论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几乎所有故事都是扭曲的，以配合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外部威胁的需要。

　　记者：就境外媒体如何报道中国这方面，您能举一些具体例子吗？

　　斯巴克斯：在举例前，我想先说明一点，谈到境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学者们往往把美国媒体作为一个黄金案例进行研究。在此，我将以英国媒体，特别是在英国影响力大的全国性大报为例来说明，而且我下面举的例子都是2007年和2008年间的相关报道。这里我首先举一个对中国进行中性报道的例子，它是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刊登的一则头版新闻，标题为《中国考虑建造首艘航母》（China sets out case for first aircraft carrier），是对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的一段采访。补充一点，《金融时报》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而言是正面的。报道中说，（美国）五角大楼宣称中国在研究建造航母的可行性，并可能在2010年前开始建造。钱少将实际上并没讨论中国的造舰计划：“（他）拒绝对中国是否已决定建造航母作直接评论，但他强调中国有权利建造航母。”文章继续报道：他声明中国没有侵略别国的企图，即便中国决定建造航母，他还将中国的意图与美国已经存在的11艘航母作比较。文章结论是，其防御性意图的保证“不可能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感到安心。中国发展航母可能会对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产生重大影响”，将中国视为“潜在不稳定的源泉”，尤其是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为新兴的“强大力量”，这种观念始终影响着整个采访。在这个案例中，报道有选择地塑造形象的痕迹非常明显。同一期报纸中还刊登了讨论经济危机背景下英国国防开支的文章，并未作任何评论地指出，拥有“两艘新的价值40亿英镑的航母对英国皇家海军而言才是安全的”。

　　其实，人们可以从新闻报道中发现媒体的“框框”，每个报道都有倾向性，这不是什么新的科学发现；人们可以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发现很多负面报道，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记者：英国媒体与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新闻时，有什么不同吗？

　　斯巴克斯：在英国，人们讨论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例如在谈论与中国存在竞争的工业时，英国人的讨论多集中在出口工业领域，而不像美国那样主要是集中在保护国内工业这个话题上。此外，我和大多数其他的英国知识分子一样，不管我们是否是对外政策专家，从小受到的教育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均势”观念。我们学到的历史，无论地区史还是世界史，总是从一个均势到另一个均势，首先是与德语国家联盟对抗法兰西，随后是与法兰西结盟对抗实力强大的新德国，随后，即使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依然如此，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抗衡。这种现象直到1991年才结束，它伴随到我的成年。因此，均势观念成了我们思考整个世界的核心思维模式。或许，在20世纪最后10年，这一旧的工具已经不再适合新的世界形势了，但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下，我们更容易把中国的崛起理解成是一个重建全球势力均衡的过程，而不是对现存的霸权秩序的威胁。

　　英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

　　记者：英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得？

　　斯巴克斯：绝大多数英国人，包括我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英国媒体。有人会说，CCTV-9在英国也有一部分观众，但其数量非常小。与此同时，英国人对中文的知识也极其有限：目前整个英国学习中文的大学生不到1500名。大部分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来源于英国媒体，因此对“中国在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很简单：英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就是什么样的。媒体包括报纸、广播和新媒体等，关于中国的印象也当然是所有这些媒体综合的结果，而纸面媒体是英国人获得关于中国印象的主要信息源。为此，这里我主要讨论报纸。大部分报纸在报道时必须考虑时间和版面的压力，但不可否认，大多数报纸在大部分时间可以报道更为详细的内容。

　　在英国，大家公认一份“全国性报纸”是由10大主题构成的：5个“严肃”题目、2个“中端市场”的受欢迎题目和3个“红头”低端市场受欢迎题目。几大主要报纸也因此被分成相应的三类，他们有着不同的发行模式，其新闻价值也有着明显的差别。这10大主题新闻垄断着英国整个报业市场，可以说在传递公共信息和普及知识方面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通过统计有关报道，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我们把那些提到中国且次数达到或超过三次的文章定义为是以中国为主要主题进行报道的文章，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发现在2007年7月以来的12个月中，这样的文章有近6000篇，如果除去其中体育等题材的报道，那么其文章数目也有5000篇之多，或者说平均每月超过400篇。其中政治或国际关系类新闻为1300篇，经济类新闻为941篇，文化类的为326篇。这与总数比起来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依然说明其覆盖面比较广。

　　如果我们再近距离看，还会发现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如表所示，报纸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并非持续性的，如表中清晰地显示了8月体育类报道达到了高峰，理由当然也是十分明显的。与体育无关的文章在中国经历三场灾难期间出现的频率最高——2月是新年的雪灾，3月是西藏问题，5月是灾难性的四川地震。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英国媒体只有在中国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特点且无法回避的事件时才给予关注，这也十分符合英国普遍存在的报道规则。

　　记者：这在英国媒体的国际报道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吗？还是主要针对中国报道的特殊现象？

　　斯巴克斯：当然，这种现象绝非仅针对中国，而是国际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至少加尔东（John Galtung）和鲁格（Mari Holmboe Ruge）在196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中已经谈到这个现象了。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例证来分析并验证它。著名媒体学者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曾说：如何能让新闻有价值，那就得看对象的种族和国家，涉及“1000个中东人才有新闻价值，或者是50个法国人，但如果是英国人，1个就够了……”，“1个欧洲人顶得上28个中国人，或者2个威尔士矿工顶得上1000个巴基斯坦人”。施莱辛格指出，新闻的价值在于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如果某一天在印度发生一辆大客车翻车的车祸，六七十印度人落入水中，我不会选择这条新闻。但如果是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失事，就可以选。因为后者可能会涉及印度以外的人种，这一点更让人兴奋”，这样的新闻报道选取原则被戏称为“Mclurg法则”，其蕴涵的判断原则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这一原则在报道有关中国新闻的素材选择上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说，中国严重的煤矿事故很少能在英国报纸上得到报道，这与报道英国本国新闻的选择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每日邮报》在2008年有262篇文章报道有关英国儿童失踪的新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还是这份报纸，对中国四川地震的报道只有16篇文章，而且其中5篇还是大熊猫如何奇迹般得到拯救的故事。总之，在判断国际新闻价值的标准上，除非是发生了不可避免必须要给予报道的巨大悲剧，媒体一般更倾向于选取一些以发达国家公民平常遇不到的社会复杂性和矛盾性为主题的报道素材。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从内容上说也符合以上说的这种倾向。

　　第二个事实是对中国的关注并不是均匀地分布于十大类的题目中。为了能在具体数量上有个明确的把握，我们选取文章的标准为篇幅超过1000字、提到中国的次数达到或超过三次。

　　显而易见，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十分大。在《每日星报》中，有一类根本就没有涉及中国，而就是同一类，在《金融时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有269篇文章。英国的报纸通常被分为2—3类，有五份报纸（《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一般被认为是“严肃的报纸”，他们有关中国的严肃报道比较多。还有五份报纸被称为“大众报纸”，他们有时被分成两类，《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被认为是“中端市场”报，而另三家（《太阳报》、《每日镜报》、《每日星报》）则被认为是“红头报”。对这些报纸进行的这三类划分似乎也很说明问题，因为在红头报中关于中国的严肃报道不到5篇，在中端市场报中为10—40篇，在严肃报纸中超过60篇。

　　同时，不同新闻标题为特色的报纸拥有的读者人数有着很大的不同。通常大众报纸比严肃报纸拥有更多读者。实际上，这些报纸关于中国的严肃报道只覆盖了英国全国日报读者总人数的22%左右。有近80%的英国读者平均每月读到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不到一篇，其中大部分人平均每月读到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不到1/4篇，甚至更少。报道中国的新闻在分布上存在很大的失衡现象，而且不同读报群体获得的相关信息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记者：不同类报纸对新闻报道的深度和侧重点不同，您能详细谈谈这些报纸读者群的背景吗？

　　斯巴克斯：严肃报纸在新闻报道的深度上往往比一般大众化的报纸更深。由于不同报纸的读者群不一样，因此，事实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读者有机会读到有关中国的文章。据相关统计和研究，这三类报纸的读者群背景差异很大。《泰晤士报》的读者群接近上层一端。《每日邮报》稍微接近比较富有的阶层。《太阳报》接近比较贫穷的一端。具体从读者的受教育程度看，《太阳报》的读者相对而言受到的教育程度不高，而《每日邮报》读者的受教育情况稍微好一些。与这两份报纸的读者或者整体大众相比，《泰晤士报》的读者受教育程度更高。换言之，读到关于中国更多更深报道的读者群是少数人，但不能因为其数量少就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少数，因为他们代表了英国社会的精英群体。

　　有倾向地塑造中国形象

　　记者：中国的社会现状在英国这些不同类的报纸中是如何得到体现的？

　　斯巴克斯：无论是在对中国事务的覆盖程度还是具体问题关注偏好上，英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都相距甚远。为了能更直观地了解这些报道是如何向读者反映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妨看看不同报纸具体的报道内容。以《每日邮报》和《金融时报》为例，我分别摘取了“中国食物”、“中国历史”、“中国外交”和“中国流行文化”这四个主题的不同报道进行对比。（具体详见上图）

　　我们通过这些材料不难看出，这两类报纸在对中国的报道上风格迥异。《每日邮报》几乎完全是负面的，无论在措辞还是细节选择上，俨然给人还在冷战时期的感觉，而《金融时报》则比较微妙，更愿意接受一些正面因素，这似乎给人一种准备与中国这个上升的强国采取接触政策的印象。不同读者群从报纸上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在数量、范围、质量，还是对中国的具体分析上。
　　

　　对精英、大众媒体的研究要并举

　　记者：根据您上面提到的，不同报纸的读者背景差别巨大，他们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请问这种信息的失衡和失真对中英两国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斯巴克斯：总体上说，英国的通俗性报纸对中国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认真的报道，而且大多数报道带有很大敌意。然而，官员、外交家和知识分子很少读《太阳报》或《每日邮报》，因此，有人可能会问：这类红头报所传递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重要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分几种情况来看：对我这样一个很在乎、关心民主的人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报纸市场的操纵使公众获得信息质量大打折扣，因此也大大减少了公众在信息畅通的前提下进行理智辩论的可能性。从另一个层次说，对英国统治阶层而言，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伊拉克的例子就能非常好地说明一切，当他们决定追随某一政策时，公众舆论对他们而言无关紧要。他们不顾公众意愿，随心所欲，他们对中国的政策也会一样。因此，只要英国政治和经济精英拥有关于中国的比较可靠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政策比较理性的讨论。因此，大众媒体的实际影响不如想象得那么大。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从政府间关系这个角度看，对精英媒体进行研究就够了，但是从理解另一个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大众角度看，仍需要加深对大众媒体的研究，从而了解他们如何形成对一个国家（如中国）的印象。

　　英媒口中的“中国食物”——

　　《每日邮报》：
　　“从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最初到达中国的时候起，西方人就惊叹于中国人所吃的食物……马可·波罗曾充满厌恶地说道中国人喜欢吃蛇、狗甚至是人肉。法国历史学家Jean-Baptisete Du Halde记录过一个中国的宴会……客人们吃的是鹿鞭、熊掌，更确切地说，他们吃猫、老鼠这样的动物时毫无顾忌……” （2008年8月4日）

　　《金融时报》：
　　“锅要小居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胡同饭馆……其菜谱以鲁菜为主，这里的有些菜是非常棒的，比如说牛肉和海参炖出来的菜肴，入口就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饭馆名为红色资本家俱乐部……由一个四合院的老房子改建而成，收藏了许多毛泽东时代的纪念品。菜不算是多么出众，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地方，适合度过一个温馨的夜晚。” （2008年8月2日）

　　英媒口中的“中国历史”——

　　《每日邮报》：
　　“它是全世界最为壮观的皇家宫殿。如今一项新的研究揭开了这座紫禁城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在一个暴君的内室发生的私情如何导致红墙内的一场血腥屠杀。生活在这里年轻貌美的嫔妃们就如同是钉在木板上的蝴蝶，完全是黑漆漆的皇宫里的一种点缀……依照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暴君之一，永乐皇帝的圣旨，卫兵们确保没有一个活口留下。”　（2008年5月3日）

　　《金融时报》：
　　“近代中国最缺少安全感的时候莫过于整个民族沦为受害者的时候。中国人始终很难忘记列强入侵中国的那段屈辱的记忆……依然在中国人的心里引起强烈的情感波澜。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有意地在民众中培养这样的民族情绪使得这些情感更加真实。西藏也是被包裹在这些受尽屈辱的故事当中。在北京的官方叙述中，西藏在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和削弱中国之前，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8年7月12日）

　　英媒口中的“中国外交”——

　　《每日邮报》：
　　“令人吃惊的对于非洲的侵略正在进行着……中国的统治者以更坚决、更戏剧化的方式希望将非洲变成一个‘卫星’政体……这样的战略是经过北京的领导阶层深思熟虑的，估计中国政府最终将会向非洲大陆输送3亿人口来解决人口过剩和污染问题。”　（2008年7月18日）

　　《金融时报》：
　　“Robert Kagan向我们描述了世界冲突已经进入新时期。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重塑世界，抵制来自‘独裁政权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的反抗’。他称之为‘邪恶轴心’，轴心的一头是中国和俄罗斯……可以理解西方人不喜欢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富有理性的观察者而言，他们与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一直在努力融入世界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　（2008年9月3日）

　　英媒口中的“中国文化”——

　　《每日邮报》：
　　“孩子们一边嬉笑着，一边拍着小羊的头，并在小羊的耳朵背后挠着痒痒。一些更调皮的孩子试图爬到羊背上，但很快就被甩了下来。这样的情景如果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动物园里应该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可是看完下面的介绍就不会这么想了。一个男人揪起一只山羊，若无其事地将它扔给墙内的一群饥饿的狮子。可怜的山羊拼命想逃过一劫，却是在劫难逃，狮子很快就包围了山羊，开始撕咬它的肉。呼喊声此起彼伏，孩子们亲眼看着山羊被肢解。一些开始鼓起掌，眼里流露出惊叹。这是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动物园中的一幕，这样的情景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家庭休闲娱乐的常规一日游项目。” （2008年1月5日）

　　《金融时报》：
　　“为什么要登泰山？因为泰山是中国的圣山，受到佛教徒、道教徒以及共产党人的顶礼膜拜，据说登顶的人可以长寿；还因为泰山是中国最古老、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还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攀登泰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接触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这些新富裕起来的人们可以享受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旅游的乐趣。” （200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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