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近年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看到这一消息，我不知该喜还是忧。我只知道，中国还远未获得与这一名位相匹配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肯定有人对这个世界第二沾沾自喜，但我耳边响起的，却是钱学森提出的那个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现在出不了大师？

　　中国也曾有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大师的出现，固然有天才的因素，却也离不开培育大师的土壤，那就是学术生态。而一个时代的学术生态，不仅影响到学风，而且与世风关系莫大。所以，学术生态的优劣，实在是一个关系人心士气的大问题，不能不加以重视。毋庸讳言，当前的学术生态不容乐观，甚至有进一步恶化之虞。究其因，泛滥于各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量化学术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所谓量化学术，主要是指过度根据学术成果数量和所发刊物级别来衡量和评估研究者的学术水平。若以成果数量论，陈寅恪恐怕无法就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因为他受邀时成果数量并不多，但梁启超愿以自己的等身著作相保而极言力荐，可见梁先生还是重质不重量的。这就是说，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并无必然联系，不能根据成果数量的多少来判定研究者的学术水平。若从刊物级别说，那些前辈大师恐怕更要不知所措了，因为那时的学术刊物只是刊布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而已，既无国家级、省部级和地方之别，也无权威、核心与非核心之分。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学术成果本身，而非学术成果的刊布途径。如果非要分个高低，那判别高低的标尺也是建立在学术界对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旨趣认同与否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如果一定要评定一个刊物的学术级别，那绝不能仅仅以该刊物的主办或编辑单位的行政级别为依据，而应以学术界对该刊物的学术评价为准绳。不应使学术标准让位于行政标准，更不应以刊物的行政级别去判定研究者的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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