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人，人是脆弱的芦苇，其言行深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说良知是孟子所说的善端，那这粒种子从发芽到长成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宽松多元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孕育知识分子的良知，并使他们充分担当自己的责任。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最为后人津津乐道，其中嵇康和阮籍的影响最大，他们两人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晋文帝很生气，找了个事由，把嵇康杀了。阮籍比较圆融，他不满当时的政治，但他的策略是逃避，终日喝得酩酊大醉，文帝与其谈话，皆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说的都是一些与现实政事不相干的话。阮籍因此得以保全性命，但他的内心并不快乐。史书记载，他常常独自驾车，随意行走，走到无路处，大哭而返。看到楚汉战场，感慨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掩盖、一种假象。在他的经世致用的儒家抱负无从实现的情况下，他原来倾心的只是作为部分生活内容的道家逍遥现在放大为他的全部生活。这样的论断也可以放在陶渊明身上，他以田园诗人著称，不过其咏怀诗中吟咏的不是道家逍遥，而是抱负无从实现的幽愤。

　　嵇康、阮籍的命运使人回想到孔孟的命运。孔孟与嵇康、阮籍的际遇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当政者持批评态度，阮籍的不合作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批评；主张不见容于当世；身处乱世，孔孟时诸侯争雄，嵇康、阮籍时党派争权。但为什么双方的命运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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