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张微 实习记者刘方圆）2010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于1月27日至31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召开，时值全球经济在2008年危机和2009年衰退后的关键节点，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可以总结、重新思考、应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达沃斯论坛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为主题，聚集各方智慧和力量，强调全球通力合作，以因应急迫的挑战和未来风险，对于共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改善世界状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应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的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发表特别致辞。李克强强调，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回顾去年，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保持了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筹划今年，我们有能力处理复杂局面，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展望未来，我们有条件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国内经济运行长期积累的矛盾期待解决，“需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创新发展模式”。针对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李克强提出五点建议：“第一，继续合作战胜危机；第二，推动市场更加开放；第三，促进世界平衡发展；第四，携手应对重大挑战；第五，改善全球治理结构。”

　　维护好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反思此次金融危机，各国金融监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洞和体制问题。历经金融海啸的冲击，欧美金融决策者们不再痴迷于自由市场之手的万能，而是开始重新考虑金融监管的重要性，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相继出台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李克强在建议改善全球治理结构时特别指出，“要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及其应对经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建立区域性资金救赎机制，强化国际货币发行方的责任与约束，维护好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认为金融监管的短期目的是迎合公众的需要，同时防止危机再次爆发。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使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在全球内进一步提高。因此发达国家倡导的金融监管，最后不能以危害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为前提，如果损害发达国家金融业的竞争力，整体的监管将难以推行。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单独运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主任胡滨对记者表示，金融监管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导致现在“大而不倒”的公司监管问题、银行高管薪酬问题和金融市场衍生品问题等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金融监管的改革，才能解决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让金融走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正确轨道上去。”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从理论研究层面反思此次金融危机，他认为需要在理念和技术层面上进一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特别是当金融发展到很强大的时候，要控制它的未来走向，管理信用和货币，提高技术以控制庞大的经济体，这对保证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资源节约等，造福全人类，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监管或成金融监管改革新方向

　　重新思考和设计金融监管体系问题已经摆在全世界的面前。胡滨对此提出一整套构想，一是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界定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以及它与系统风险的关联度；二是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进一步思考由谁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责；三是要解决信息沟壑、透明度问题；四是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监管应更加完善。另外胡滨还认为，要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改革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重建金融监管体系是增加金融监管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只有重建和强化金融监管体系，才能发挥金融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维系金融市场公平与透明、保障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以及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等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郑联盛提出重建金融监管体系的四点建议，“一是要加强监管者自身监管能力建设，金融监管与创新要形影相随；二是要实施更加审慎的原则，防止金融机构和市场过度投机；三是建立健全金融风险控制、金融危机防范与应对机制；四是金融改革应该稳步推进，防止金融市场制度、金融经营模式与金融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

　　金融监管不可因噎废食

　　当美欧等经济体先后释放出限制银行规模、加大金融机构监管力度、提高对金融机构征税等信号时，在达沃斯论坛上不少金融机构负责人奋起反对政府“过度监管”，甚至声称“过度监管”会导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中国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背景不同，中国金融业的金融自由化和开放化程度远远不及发达国家，李向阳认为，中国要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脱节中吸取教训，继续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中国金融业的各个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对滞后的，在金融机构、交易方式、金融工具和金融中介等方面需要进行全方位创新。”

　　王广谦强调，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原动力，不能因为出现危机就变得保守。但是金融创新必须有理念的支配，“创新必须更加紧密结合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有利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金融产品通过创新要能够衍变成为比较传统的产品，具有相对稳定性。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也认为，后危机时代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要金融创新，进一步调动社会资金，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中国金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自力更生，对国际融资的依赖度不高。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应该在发展中求稳定。

　　不能奢谈全球经济复苏新标准

　　美国债券大王格罗斯提出的“新常态”（new normal），是指美国经济在见底之后将开始适度增长，但幅度达不到历史标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将降低。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将处于一个“新常态”，全球经济增长将有一个新标准，但是本次论坛实际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李向阳认为，“新常态”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应该并行，加强金融监管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能否自主增长将是经济复苏最核心的问题。各国对此问题存在争议，需要国际间的协调，大国选择经济退出时要更加审慎。

　　郑联盛认为，“再平衡、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革命”可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胡滨则认为，现在还不能奢谈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标准问题。“一是各国还没有共同确认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开始经济复苏的共识。二是由于各个国家区域性特点不同，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结构不同，因此很难用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来衡量。”胡滨表示，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目前还处于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阶段，没有完全达到需要重新建设阶段，还是停留在原有体系当中进行反思，出现问题重新设计，从而形成更加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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