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到过一条报纸的宣传语：“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国际新闻报道的领域中，常常是有新闻的地方没有我们。我们媒体的国际报道往往只是西方跨国媒体报道的“二传手”。

　　近来，加沙战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我们了解加沙战况的全部资讯却几乎都是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再往前追溯，我们媒体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也往往只是在西方媒体报道基础上的一种编辑。没有来自新闻一线的第一手报道，没有我们在新闻第一现场发出的声音，这意味着什么呢？往浅里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传媒软实力还不行；往深里说，这实质上是听由中国人的头脑被西方媒体“格式化”——至少在国际新闻的认知方面，情况大体上是这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是媒介化了的社会。大约70多年前，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舆论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名著《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一书中指出：大众媒介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换言之，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量的传播学研究表明，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在决定人们关注什么问题、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甚至于在塑造人们的态度和观点方面都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当我们缺失新闻来源“第一手”的把控能力的时候，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社会议程设置的能力，失去了对于事件的解释权，并且最终让我们的人民无奈地接受西方媒体影响力的“格式化”。

　　问题的关键还不仅仅在于人们的认知层面。认知上的误导往往会进而导致“自我实现预言”的社会效应。研究显示，如果媒体在初始时构建了一个“假环境”，在特定条件下足以引发基于这种情境状态的社会行动。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看，个人的决策总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在变化较为迅速的社会中，人们会把媒体的报道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试想，当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出现偏误的情况，媒体的“假定”会成为许许多多社会成员的“假定”，这时，“自我实现预言”就可能成为一种危机传导的机制。

　　处于崛起中的中国需要关于世界的真相。而真相在认知上的本质就是信息对称。信息对称的认知，必须由不同媒体多角度报道来构建。社会的“真问题”源自社会进程中各种自然和社会变故的“挑战”，好的社会议程设置取决于根植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问题单”。我们并不排斥西方的社会分析逻辑，但我们更需要一种基于东方文明和智慧的思想方法。所有这一切，当然并不全部负载于媒体，但是，“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这是实现我们关于把握世界真相这一目标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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