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工”、“抢人”，成了庚寅年春节长假开工后企业老板们遇到的离奇事情。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的缺工呈现出向全国多地“蔓延”的趋势，不但“珠三角”、“长三角”这些沿海发达地区缺工严重，内地一些省份如湖北、安徽、河南同样出现了“用工荒”。有报道针对上述种种现象，指出大规模的用工缺口不断涌现，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一时的劳动力短缺，而是“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终结的一种鲜明信号。那么，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是否已终结？中国人力资源优势是否面临挑战？带着种种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缺乏安全感、归属感是“用工荒”的深层原因

　　“用工荒”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在人们眼前，已经不新鲜了。但是缺工现象愈演愈烈背后的深层原因却让人深思。正如江苏省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海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具有‘双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一种是社会属性。如果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只看到自然属性的一面，把人简单地当做工具使用，而没有看到人的社会属性，没有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一个表面繁荣的城市里，有可能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原所长郑梓桢长期观察、研究中国农民工的生存、就业和发展问题。他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已经越来越“理性化”，内地农民宁愿到工资不高，但政府社会保障比较健全的地区，也不愿意到就业岗位虽然较多，但工作极不稳定的地区。

　　“对待这些问题，需要反思的固然是相关的企业，但也应包括当地政府。”郑梓桢如是分析，“假如当地政府能够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或者至少能够为他们的家属和子女的安排提供便利条件，那么每年的春运‘民工潮’可能不会出现，如今的‘用工荒’也不会爆发。所以，从表面上看‘用工荒’问题出在企业，但从根子上看也有政府的原因和责任。”

　　郑梓桢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尽管有新《劳动合同法》的“白纸黑字”，但包括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保缴纳并不尽如人意，子女教育就学无法获得强力保障，各类“漠视”农民工健康生命安全的“职业病”层出不穷，户籍“二元制”造成的巨大隔阂不仅反映在经济待遇上，更折射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会等权利的缺失，这让“用工荒”背后的“权利荒”继续存在。另外，“用工荒”还正面临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多重“欠债”——无论是看得见的薪酬、社保、福利，还是看不见的“休息权”、“话语权”，都构成了“廉价劳动力时代”看似消退其实积重难返的负面效应。因此“用工荒”绝非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增收，也不是纯粹市场意义的“用脚投票”，更多反映出农民工群体迫于无奈、在权益停滞不前下的“次优选择”，需要公共决策者以更大决心与魄力对症下药，开出良方。

　　谈到出现“用工荒”的深层次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的看法与郑梓桢的观点“相映成趣”。郑风田表示，近些年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工资涨幅一直跟不上，更无法和房价的涨幅相提并论，收入这么低怎么能招到工人？欧洲很多国家的最低工资是1200欧元以上，远超我们国家。与此同时，大学大幅扩招，加上“人口红利”的下降，也使得总体劳动力减少。另外，某些企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短视行为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权益的匮乏、身份的迷惘、生活的压力、“候鸟式”的生活，让身心俱疲的农民工纷纷选择了逃离，这也是沿海地区，乃至全国多地普遍出现“用工荒”的原因之一。

　　“新生代农民工”革新传统用工模式

　　讨论当下全国多地“用工荒”问题，学者们都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的年龄从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据了解，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郑梓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随着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择业诉求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与他们的父辈相比，除工资薪酬外，就业环境、生活环境、职业前景以及自身发展机会等越来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招工难”、“用工荒”的局面，企业仅靠提高工资已经不足以吸引工人，必须革新传统的“用工模式”，从生产、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全面规范用工环境、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唯如此才能长久地吸引人才、稳定员工队伍。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等，大都不愿意做流水线上的普工。况且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远没有父辈大，择业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结构的变化，不仅仅影响着企业的招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逼迫企业升级换代。”赵英等学者都有相似的看法。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角度来说，出现“用工荒”现象，表面上只是一种人才短缺的现象，而实质上是期待企业经济结构内在的进一步转换和升级的过程。

　　改善“用工荒”必须考虑长远

　　“用工荒”看起来是坏事，但却能引来新的变化。梁海鹰认为这种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抢夺农民工的“战役”正由企业向地区延伸，劳务输出地与劳务输入地之争正在凸显，这种新变化让人们始料不及。企业更是放下“身段”，主动迎合劳动者，这种新变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中面对企业到处打响的“抢人战”，以一种矜持的策略“挑肥拣瘦”，这种新变化让人看到了打工者终于有了点吐气扬眉的感觉。面对“用工荒”持续带来的新变化，适时作出调整恐怕是当务之急。

　　面对来势汹汹的“用工荒”，一些企业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正好验证了梁海鹰的看法，同时也得到了学界多数专家的认同——毕竟，涨工资才是硬道理，收入不提高，谁愿意在一个城市待下去？

　　但是，靠临时性涨工资是不够的，赵英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指出，涨工资只是破解“用工荒”的第一步，破解“用工荒”并非只有涨工资一条路可走，敞开城市胸襟，树立居民人本意识，或许比涨工资更能留住人。另外，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加大对中低劳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投资，让农民工在工作中得到价值的不断提升；还有从社保、子女就读、户籍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和城市人同样的权利，也是长期留住和吸引农民工的一种难得方式。

　　郑风田则指出，改善“用工荒”的核心在企业，企业应慢慢转变观念，完成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产品的营销推广带动更多就业；此外，政府有责任让农民工了解到更多的就业信息，通过转移劳动力来缓解部分地区的“用工荒”。不过，赵英也表示，政府的推动作用毕竟有限，况且它也不应太多干涉企业的效益，产业结构调整更多需要市场来调节，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梳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从长远考虑，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类似的“用工荒”？

　　学者们认为，破解今天面临的“用工荒”，以及要避免将来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政府要出力，社会要伸手，企业要转变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要想让“用工荒”不再出现，我们唯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真正主人”。而这有待于我国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像市民那样在城市“体面地生活”。

　　■2010年2月22日，南昌市胡坊镇某制衣厂，可容纳近200人的生产线上，只有寥寥几个工人在工作。 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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