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蕲春

　　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这些没有了土地作为最基本保障，尚难以享受城镇职工保险，抵御风险的传统互助网络也濒临解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最终抵御风险的机制在哪里？

　　河北大城

　　因为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小，很多早婚夫妇心智还未完全成熟，法律知识淡薄，生活经验严重匮乏。他们当中有些尚未明白婚姻意味着什么，就迫于父母之命和旧习俗的压力过早涉足婚姻。

　　河南新县

　　近两年，不断完善“新农合”的服务，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享受实惠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更多的方便。农民有了病能及时到医院就医，不再小病拖，大病扛着了。

　　大别山变奏：村落空心化与城镇化发展

　　□本报记者 鲁小彬 发自湖北蕲春

　　再次回到大别山老家山寨，已是一年以后。绕过绵延的盘山路，立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间，呼吸着清新空气，我渴望着守望这片似未掺杂尘世气息的山林和土地。

　　除了冻雨消融后清晰透脆的溪水声，剩下的全是寂静。这个坐落在鄂东大别山的山区村落，方圆四五千亩，经历鼎盛时期近千人规模后，如今常住人口只剩下一百余人。几年前，一到春节，外出务工村民回乡，村子还能热闹几天，然而，如今就算到了春节，村子依旧沉寂，了无人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并呈现向郊区农村扩张的趋势。

　　

　　山区村落“空心化”

　　山区农村面临的最大现实是，村民大量自主搬迁出村庄，于是“空心村”出现了，剩下贫困而孤寂的老弱病残。在村子的山林深处，住着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的孩子在外地工作、求学，除老人寿辰和春节回家外，二老常年相依为命。“就在2009年，爷爷苍老了许多……”面对记者，在北京工作的老人的孙女哽咽了，“他们不愿离开这里，舍不得这里的一切。爷爷说，他要守护这里的树木，防止人偷盗；他要守在已经住了一辈子的老屋里，防止屋子倒塌，儿孙回来时无家可归。这里的一切已融入他们的生命中，就算父亲百般请求爷爷搬到县城同住，他也不愿意……”

　　一路走访，记者观察到，除了少部分旱地种上白菜外，大部分田地已荒芜。同行的本村人介绍，“在集体经济时代，春节之前村民已种上油菜和小麦，到了二三月份，油菜和小麦长出一尺多高，远望绿油油一片，看不到一块荒田。但是现在老百姓有了打工收入，种田种地也只是农民个人的事情，最多老年人愿意种种口粮，田地大部分都荒了”。

　　村里的香火延续了几百年，现在纷纷迁离。在问及村支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感叹道：“山区农村向城镇转移，这是大趋势，只能顺其自然。”

　　对于这个村庄的未来发展，村支书进一步谈道：“如果能争取到国家的扶贫资金，把这些分散居住的老弱病残户集中到一起就好了。或者引进外资，进行山林开发，否则村子无路可走。”

　　城镇生存首先要有基本保障

　　以山区农民的迁居为中心，山区村落“空心化”伴随着城镇人口的聚集和城镇化发展。

　　据记者调查，迁居至城镇的村民其生计渠道分为两大类：一是除春节回家外，常年依旧外出务工；二是在城镇当地就业。依旧外出务工的村民，通常是在外地已经创业的中年人和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后者，在他们还没有能力在大城市买房定居之前，在县城居住只是过渡性的选择，就算在城镇已经有不错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他们依旧希望在城市中扩展视野、接受历练。在城镇当地就业的村民，通常是中老年人和部分守家的妇女。由于当地县城乡镇产业近几年发展迅速，县域服务业也随之兴起，迁居至县城的离地农民的就业在短期内已不成问题。他们或在乡镇企业做临时工，或从事服务业，或做点小生意。

　　迁居至城镇的山区村民，越是依赖城镇企业，保持县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越发重要。蕲春县副县长詹习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县委县政府始终重视招商引资，在规划上有意识地引导‘一镇一业’的发展格局。每个乡镇都有一产业集中区，产业区再带动镇区扩张，吸纳四面八方的农民，让这些农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能就业，半工半农，增加现金收入，带动该区城镇化发展。”

　　面对记者对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前景和保持工业发展、生态环境平衡的疑惑，詹习文强调：“我们相当注重科学规划，在引领招商引资时，提前对投资商说明了哪些地方能做什么、哪些地方不能做什么。凡是化工产业或者污染较大的企业，我们全部将其集中，建设统一的污水排放和处理系统。”

　　平日奔波于生计，春节期间，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支撑的情感、精神生活需求突显出来。与记者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互助网络，并没有因村民离开村落而濒临解体，反而因城镇交通更加便利而有所增强，依旧是村民抵抗风险、情感寄托的支撑所在。

　　迁离山地的村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的迁入地，仅在县城郊区的高新埔村，源自山区同村的新居民就有8户。最初，潘志美家庭于2008年底迁入此地，不到两年时间，原来村落的亲朋好友也纷纷迁居至此。春节期间，他们互相拜年，互喝迁居、结婚、贺年的喜酒；平时，他们来来往往，互相照应。虽然与迁入地的本村村民也有来往，但来往频率和情感依托远不及同村同源的亲朋好友。

　　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在城镇建新居且经常保持往来的村民，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他们曾共同参与公社集体劳作，共同参与村社文化活动，有着共同的村落生活体验及情感联系。但是，源自同村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联系和情感却疏远许多。他们虽然有过几年共同的学校生活，但学校生活的记忆早已被十几年各自不同的外出务工经历冲淡。

　　因此，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这些没有了土地作为最基本保障，尚难以享受城镇职工保险，抵御风险的传统互助网络也濒临解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最终抵御风险的机制在哪里？国家正规的保险保障制度对已经原子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尤为重要。

　　迁居县城是折中选择

　　大部分山区村民，不愿意重新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状态，无法回到已经了无人烟的山区孤独生活，对乡土的认同和归属感也已经消散。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完全适应并融入大城市，难以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这一两难现实使他们大部分采取了折中的方案——迁居到交通相对便利的城镇。这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民自发地外出务工的个体化行为，已经结构性地影响了中国30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长久漂泊在城市和农村间的他们，如今折中地将生活归属选在了大都市和农村之间的“县城”。而这是在中国大都市与农村两极化地域发展的今天，中国农民再次开创的一条符合中国城乡实际情况的“城乡一体化”新道路。

　　面对农民自发的这种开创，詹习文谈道：“农民迁居进县城，给城镇发展注入了很多新的活力。从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角度看，这是一种趋势，也非常必要。但是，一味地强调农民弃土地进城，从长远角度讲，并不现实，也会带来一些根本性问题。同时，并不是人口进入县城或城市就意味着城镇化或城市化，即‘城镇化’的概念不一定就是‘人住在城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住在农村，但是如果农村也有城镇气息，能够慢慢接近城镇水平，这也是城镇化。保持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平衡，我们正在有意识地引导农民往这个方向流动。”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正是中央在充分认识到山区村落田地荒芜、公共设施相对落后、山区村民迁入城镇这一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宏观、前瞻性的政策决策。

　　“新农合”撑起惠农医疗保障伞

　　□实习记者 耿鑫 发自河南新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作为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农民健康，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革命老区河南新县自2006年就开始陆续推进“新农合”，如今已覆盖5镇10乡的所有乡村。农民生病住院可以报销了，他们就医看病又是何种情况？记者利用春节放假期间在老家进行了走访。

　　得病有“依靠” 看病能报销

　　吴集华是新县陈店乡细吴村二组村民。吴集华告诉记者：“农民看病可以报销了！”

　　吴集华家境非常困难，妻子早逝，儿子智障，整个家庭开销就靠他自己常年在外面打工来维持。2009年12月中旬，吴集华突然得了脑血栓，完全不省人事，后来还是在邻居和村医的帮助下，被送到县医院并得到及时的治疗，现在已基本康复。出院后，“新农合”及时为他报销医疗费用几千元。一提到这事，吴集华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近几年吃穿不用愁了，就怕生病。平时要犯病，基本是小病拖，大病扛，真是扛不住，最多也就是靠一些价格便宜的药物维持。现在医疗费这么贵，我一年在外打工也就挣那么点钱，哪敢去住院。我要是一倒下，傻儿子谁管呀。”他感慨地说，“好在我参加了‘新农合’，加上大病救助补助，报销了大部分医药费，自己才花了不到3000块钱。生了这场大病，家里也没借别人的钱。真没想到，咱农民现在看病也能报销！还是党的政策好呀！”

　　在新县，像吴集华这样在“新农合”中受益的农民不止一位。据新县县长杨明忠介绍，截至2010年1月27日，新县全县共有253083人参加“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5.46%，较上年提高2.76个百分点。

　　再困难也要参加“新农合”

　　近两年，不断完善新农合的服务，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享受实惠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更多的方便。农民有了病能及时到医院就医，不再小病拖，大病扛着了。

　　陈店乡细吴村的另一位农民吴文新用自家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参加“新农合”的迫切性。就在2009年底，吴文新的哥哥举办婚礼，按照农村的习俗，他们开了一辆农用四轮车，带着几个青壮年小伙子去女方家里拉嫁妆。可是，在回程中由于路陡加上车上物品多，在转弯时没控制好，不幸发生了翻车。当时车上除了司机，其余5个小伙子全都摔了出去，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幸运的是，事故发生后伤者都被及时送到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但吴文新一家马上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高达十几万元的医疗费用如何解决呢？“对我家来说，十几万元就是天文数字，倾家荡产也凑不上。”吴文新对记者说，“要不是我请的这几个人都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每个人最高能得到3万块钱的医疗补贴，大年底我到哪里去借钱呀？真是农村合作医疗救了我们全家。”吴文新还告诉记者，他们兄弟三个常年在外务工，对农村合作医疗不是很了解，认为参加“新农合”没啥用。经历这件事情后，他心有余悸地说：“就是再困难，也要参加‘新农合’，而且全家都要参加。”

　　确保政策“含金量”还须多管齐下

　　应该说，“新农合”从2003年试点开始，从无到有、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覆盖、从低水平起步到逐年提高完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由政府领导、卫生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经办机构运作、医疗机构服务、农民群众自愿参加的管理运行机制。

　　但“新农合”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譬如筹资成本高、大病报销比率低、基层医疗水平较差、基金运行风险大、人员编制紧张等等。新县的相关负责人坦诚地告诉记者，面对“新农合”这一新生事物，筹资是启动之初最艰难的第一步。中央为“新农合”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自愿原则，反对强迫命令。可是一些农民还是不愿意参保，有的去年交了钱，今年就要求退出。每年筹资都是开展“新农合”工作的头等大事，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每收一个农民30元，成本就要3元左右，实在太高了。但他还是满怀信心地说：“辛勤的付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让群众得到实惠。”因此他建议，各级政府在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自我参与意识、降低基金征收难度的同时，还应完善筹资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让这个民生项目得到顺利实施，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90后”的小新娘：透视农村早婚现象

　　□本报记者 吕莎 发自河北大城

　　庚寅年正月初六是个好日子，家家户户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这一天对于农村少女亚男来说，更是非比寻常。一大早，她盘起长发，穿起大红的嫁衣，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与相恋一年的男友小斌步入婚姻的殿堂。

　　浓浓的新娘妆仍掩不住亚男眉眼间流露的稚气。谁能想到，这位即将嫁为人妇的女孩竟是标准的“90后”。亚男1992年出生，刚刚18周岁，新郎小斌也不过19岁，正是城里孩子踏入大学校门的年龄。

　　与“剩男剩女”越来越多、结婚越来越晚的大都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农村，早婚现象十分普遍，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农村的“90后”新娘已非罕见。

　　早婚早育扰乱基层管理

　　我国《婚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而在记者的家乡，华北平原的这个小村镇里，像亚男一样虚岁还不到20岁就已经出嫁的姑娘再平常不过。“前几年还好些，这两年结婚越来越早。如果老姑娘二十二三（岁）了还呆在家里没嫁出去，村里肯定有人说闲话”，一位正在逗弄孩子的大婶告诉记者。她指指怀里的男孩，一脸喜色地说，她今年47岁，这已经是第二个孙子了。

　　然而，早婚给基层婚姻管理乃至人口计生管理、户籍管理都带来了很大隐患。在村民眼里，新婚夫妇在村里摆了酒席，举行过仪式就算是正式结婚，国家的婚姻政策乏人问津，先办仪式后领证的事情已经不足为奇。往往是等孩子生下来需要上户口了，年轻的父母才赶忙托人修改年龄、补结婚证、补准生证。

　　早婚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早育。在这里，至今仍保留着“早生儿子早享福”的传统观念，一般结婚不出一年，新娘子就都抱上了娃娃。刷在马路边的标语“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了一句空口号。记者算了一笔人口账，以农村平均20岁生育计算，60年的时间有三代人出生，而在如今的大中城市，年轻人大多要到30岁才开始孕育下一代。这样计算的话，仅仅60年，城乡就相差了整整一代人。早婚早育不仅加大了地方人口压力，使稳定生育水平的任务更加艰巨，而且影响了出生人口素质，早育的夫妇年龄偏低，新生儿质量堪忧。

　　过早辍学成早婚诱因

　　亚男和小斌是在附近镇里的造纸厂上班时相识相恋的。小斌读到了初中毕业，而亚男初中只上了两年就因为成绩不好自愿退学了。

　　读书—辍学—打工—结婚—生子，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这几乎是一条必经之路。“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诱人的口号，然而在现实的农村，这样的可能性小到令人心寒。特别是在落后的村镇，只有极少数孩子能够通过读书考入大学，赢得留在城市的机会。

　　在村里，多数孩子是初中毕业或肄业，甚至有的念完小学就不念了。走出校门的青少年大都只有十四五岁，他们当中一些人背起行囊，开始过早地闯荡社会，更多的则留在家乡，托门路、瞒报岁数进入效益比较好的乡镇企业打工。两三年以后，结婚自然成了头等大事。

　　因为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小，很多早婚夫妇心智还未完全成熟，法律知识淡薄，生活经验严重匮乏。他们当中有些尚未明白婚姻意味着什么，就迫于父母之命和旧习俗的压力过早涉足婚姻。有专家指出，早婚的青年玩心重、缺乏责任感，一旦夫妻间发生矛盾很容易导致感情破裂，为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据记者耳闻，丈夫和妻子吵了架后跑去打游戏，再被父母从网吧找回来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早婚族”变身“啃老族”

　　走进亚男和小斌的婚房，记者着实吃了一惊。虽然外表看起来仍是普通的平房，但是内部装备十分“豪华”，空调、冰箱、电脑、液晶电视样样齐全，屋内装潢丝毫不逊于城市，还装上了宽带。据男方亲属介绍，新房三年前建成，是小斌父母专门为儿子娶媳妇攒钱盖的，自建成起小斌和父母、妹妹就从老房搬了进来。为了看起来更新、更气派，婚前又装修了一次。这一盖一装，花掉了老人大部分的积蓄。

　　“那小斌结婚了，他父母和妹妹住哪儿？”记者脱口而出。“搬回老房呗。村里都这样，小两口进新房，老两口回旧房。给儿子盖好房，娶上媳妇，当爹妈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位老乡三言两语道出了乡里父母的心声。

　　亚男和小斌一年来忙着操办婚事和家里的杂事，早已从工厂辞工。“结了婚还回厂里上班吗？”记者问道。“先生孩子，等孩子大点了再说”，亚男的婆婆抢着回答。在村里，新婚的小夫妻婚后两三年甚至四五年不工作，从父母手里要钱花的事情很常见。他们的父母往往还不到50岁，有劳动能力和固定收入，认为挣钱给儿孙花天经地义，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

　　早婚的这些青年人，其实大多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本应在校园里追寻人生的真谛，却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懵懂地为人父母。当稚嫩的肩膀难以承受时，养育孩子和支撑家庭的担子自然而然地转嫁给了上一代。“早婚族”变身“啃老族”，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明天，而且是这一代代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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