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氏的著述中，看不出“把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的任何信息。因此，从学理意义上讲，王氏并非“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

　　从郭沫若先生的学术路径和治学特色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氏既没有“古史三重证”的系统论述，更未在学术活动中对该方法论进行科学的实践，因此，显然，郭氏亦非“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

　　徐先生不仅是“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该方法论的积极实践者。徐氏弟子唐嘉弘先生以其“古史三重证”的现代典范之作《中国古代民族研究》和《先秦史新探》，很自然地成为徐先生“古史三重证”的最积极实践者。

　　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曾批判“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他积极倡导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继王氏之后，中国学术界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之上提出了“古史三重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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