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的宗旨是要深化我们的一种认识：人类是如何一直受制于自然环境，反过来，他们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且有着怎样的效果。当我们跨越了人类自我观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时，环境史便发现了它的研究主题。

　　唐纳德·沃斯特，1941年生，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环境史领域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之一。1981—1983年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从1984年起一直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丛书的主编。他执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是赫尔杰出讲席教授。已经出版了12本著作，代表作包括：《自然的经济体系》、《尘暴》（获1980年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向西流淌的河流》、《热爱自然：约翰·缪尔的一生》等。

　　过去，历史研究曾经是一项不太费力的工作。大家都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而唯一重要的领域就是民族国家。人们根据推测去调查总统和总理们的各种谋划，各种法律的通过，法院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斗争，以及各种外交磋商。实际上，这种自以为是的史学传统也并没多长时间——仅仅有一个或顶多两个世纪。它随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影响而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达到了高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追溯各自国家的崛起，各个国家政治领导权的形成，以及与之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敌对者。

　　超越传统史学

　　但是，曾几何时，这种视历史为“过去的政治”的观点开始动摇起来，因为这个世界在向一种更加全球化的方向演进，或者是趋向于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向。历史学家亦开始怀疑过去完全是由极少数占据国家权力地位的伟大人物所操纵和控制的。学者们开始揭示长期被埋没的层面及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试图重新构建一部“自下而上”的历史。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往下、往下，一直深入到被掩盖着的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等级的层面中去。在那里，我们将会发现，那种表层上的政治究竟是由什么塑造起来的。现在，另一群改革者——环境史学家们，也悄悄地加入进来了，他们坚信，我们必须更深入，要深入到作为历史的一种动力和存在的地球本身当中去。从中我们甚至会发现更多的、始终都在发挥作用的基本力量。为了接近这些力量，我们必须不时地走出议会的议事厅，走出产房和工厂，共同走出门去，徜徉在田野、树林和露天当中。

　　这种要把历史的视野扩展到包括一个更深邃、更广阔的多学科领域的做法，至今仍尚未威胁到作为历史学家的固有领地——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社会史、经济史以及文化史，依然纠缠在国界之内。历史一直倾向于狭窄的国别的研究，这在所有学科中是非常特别的。这样一种叙述过去的方法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优点，即在面对混乱的威胁时得以保留某种有序的表象；这是一种把所有层面和力量都综合起来的方法。但是同时，这种方法却可能给新的不完全适于国界内的探索设置障碍，这其中就包括环境史。这个新领域中的很多问题公然反对狭隘的国籍，例如，游荡在非洲撒哈拉的土阿雷格（Tuareg）游牧部落，或在世界海域中捕获巨鲸的活动等问题。

　　总之，作为一种修正，环境史努力要使历史这门学科在叙事上比其传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最重要的是，它摒弃那种习以为常的假设：人类的经历是不受自然约束的，人类是一个独特的和“超自然的”物种，可以忽略他们在过去的所作所为留下的生态后果。旧历史可能难以否认我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却如其通常的那样，枉顾这一事实，假定我们一直都不是，也并非真正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不过，环境史学家们则意识到我们再不能如此天真了。

　　应运而生的环境史

　　环境史的观点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关于全球困境的各种会议召开之际和几个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汇聚力量之时。也就是说，它是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反省和改革的时代开创起来的。历史学并非是唯一被不断高涨的民众忧虑情绪所触动的学科，法律、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同样也有反应。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大起大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问题自身变得越来越复杂、缺乏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学术界的兴趣却在不断增长，并且越发地练达起来。因此，环境史源自一种道德目的，肩负强烈的政治使命；但是，随着它的成熟，它又变成一项学术事业，这是不能靠任何一个简单的或单一的道德或政治议程来促进的。它的宗旨则是要深化我们的一种认识：人类是如何一直受制于自然环境，反过来，他们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且有着怎样的效果。

　　这一新史学的最活跃的中心之一是美国。最早试图给这个领域下定义的是罗德里克· 纳什的文章《环境史的身份》。纳什建议把我们整个的环境看成是一种历史档案，在其上，美国人书写着他们自身及其思想。最近，理查德·怀特在追述这门学科发展的综合研究中，对纳什以及资源保护历史学家塞缪尔·海斯的开拓性工作给予了赞誉，但同时也提到，美国史学中的边疆和西部学派已经先行一步。当这门学科超越了海斯的资源保护主义政治和纳什的思想史，而把重点放在了环境本身的变化，并再次对环境在美国社会创建中的作用表示关注时，这些较老的渊源便越来越为人们所追忆。

　　另一个革新中心是法国，尤其是与《年鉴》杂志相联系的那些历史学家，他们对环境的重视至今已有数十年了。这个杂志于1929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他们俩都对社会的环境基础有兴趣，布洛克研究的是法国农民的生活，而费弗尔是一位社会地理学家。费弗尔的得意门生，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也使环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在他关于地中海的巨著中，反映得特别明显。在布罗代尔看来，环境就是大地的形式——山脉、平原、海洋——是一种在长时段中塑造人类生活的几乎无穷尽的因素。他认为，历史并不仅仅是个体生命中各种事件的演替；占比例最大的，首先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的历史，“是其中一切都在慢慢变化着的历史，是不断重复，持续循环的历史”。

　　和美国的边疆史学家一样，法国的年鉴学派发现，他们研究环境的兴趣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群众运动而重新被激发了起来。1974年，《年鉴》杂志发了一期专刊《历史和环境》。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伊曼纽尔·拉杜里，在一个简短的序言里对这个学科的规划作了如下描述：“环境史把最古老的和当今史学中的最新的主题连接了起来：流行病和气候的演化，这两个因素是人类生态系统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一系列自然的不幸都是由缺乏远见而加剧的，或者甚至是由于一种荒谬可笑的以愚蠢的拓殖为代表的‘心甘情愿’所带来的；自然的破坏，是由高速增长的人口，或者说是由工业过度消费的掠夺而造成的；都市和制造业所生成的种种令人生厌的东西，导致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市区的人的拥挤或喧闹是与飞速的城市化阶段相对应的。”拉杜里否认这种新历史仅仅是一种一瞬即过的时尚，他认为，事实上这一探讨作为一种走向“生态史”的运动的组成部分，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

　　什么是环境史

　　很多关于环境史的资料，实际上散落于四处已有很多年了，但却是鉴于最近的经历，它们方始被重新组织起来。它们包括各种关于潮汐和风、洋流、各大洲相关联的位置。它们涵盖了气候和天气的历史，因为这些因素，才决定了收成的好坏，导致了价格的涨落，终结或促成了各种流行病的发生，引起了人口的增长和减少。所有这些都是贯穿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强大影响力，而且将持续下去。这样的影响仍在20世纪持续，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对环境的控制尚且远未达到令我们完全满意的程度。而地球上那些生命资源则属于一种多少有所不同的种类，生态学家乔治·伍德维尔称它们是一切当中最为重要的：植物和动物，“维持着一个适合生命栖息的生物圈”。这些资源远比那些非生命资源更易受到人类左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各种病菌也是这个生命领域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医药的效力，它们仍将是我们命运中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因此，用专业语言来说，环境史就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位置的历史。按照通常的概念，我们认为“自然”是一个非人类的世界，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作为人类之间在缺少自然的情况下相互影响的状态，是不包括在内的。人工的环境也一样被排除在外。逐渐地，随着人类的意志将在森林里、在基因库中、在极地冰冠上打上它的印记，在“自然”和“人工”之间似乎就可能不存在实际的区别了。然而，差别是值得保存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力量在运转，它们并非全都来自人类；有些力量一直都是自生自灭的。建造起来的环境全然是极富表现力的文化；对它的研究已经在有关建筑、技术和城市的历史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森林以及水循环之类的现象中，我们便遭遇了那种不是由我们所驱动的自发的力量。这些力量冲击着人类的生活，激发起某种反应、某种抵抗、某种雄心。因此，当我们跨越了人类自我观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时，环境史便发现了它的研究主题。

　　重新理解自然

　　这门新的历史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它强调三组议题，力图回答三个问题，尽管这三个问题并不见得必须在同一课题中出现，每个答复都要凭借一系列其他学科，并且利用特殊的分析方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它在过去的时代中是如何组织运作的；我们把自然的有机和无机的两个方面都包括在一起，特别要将人类作为生物链的一环包括在内，它时而发挥着子宫一样的作用，时而又做着像胃一样的工作；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者。这门历史的第二个层面则介入了社会经济学领域，因为它是与环境相关联的。在这里，我们涉及工具和劳动，涉及从劳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涉及人们设计出的种种生产方式。一个组织起来在海上捕鱼的共同体，可能有着与在高山牧场放羊的人们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性别角色，或季节节奏。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环境的或者其他的力量，很少是通过一个完美相称的社会来分布的，因此，确定力量的结构是这一分析层面的一部分。构成第三层面的是那种人类所遭遇的更难捕捉而且独一无二的类型了——它是纯粹智力和思想的，在这一层面，概念、道德、法律、神话以及其他意义的各种结构，都成为个人和群体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的一部分。人们不断地忙着建构其周围世界的地图，以便辨认某种资源，确定哪类行为可能使环境恶化并且是应该禁止的，而且，一般来说以便于选择他们生活的目标。尽管为了分类清晰的目的，我们可以试图区分环境史研究的这三个层面，而事实上，它们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富于活力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自然、社会的和经济的组织、思想和愿望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对待的。这个整体的变化，如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形成了贯穿古今的辩证法。

　　这就是总体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项目。它把各个问题——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带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广阔的序列，而非某种新奇神秘的专业。在这样的综合中，我们期盼着新的问题和答案的出现。（作者单位：堪萨斯大学历史系；侯文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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