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尔认为，“公共行政学必须变成一门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狭窄的技术、知识和过程之上，而须扩展到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上”。

　　达尔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行政学研究要放到历史、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去完善、发展，使其对时代作出更大的贡献。与他的号召相和，公共行政学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每过十几年就有新的行政学思想提出，不同时代背景的学者对于“如何治理政府、如何管理社会”这一传统主题进行着积极的个人思考，时至今日，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

　　“范式”VS“潮流”

　　回顾行政学的发展历史，部分学者如尼古拉斯·亨利、弗雷德里克森、欧文·休斯、陈振明等，认为行政学经历了几次理论范式的转变，也有部分学者如胡德、波利特、马丁·米诺格、波里达诺等，对于公共行政学发展中是否发生了范式变迁存在质疑。

　　然而笔者研究发现，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在“范式”、“阶段”、“途径”的理解方式之外，还有一个更能解释行政学发展规律的词汇，那就是“潮流”。科学发展史证明，一门学科的出现往往是与一种理论范式的创立联系在一起的。纵观120多年的行政学历史，在笔者看来，按照《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变迁时前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来看，实际上并未发生范式变迁或者范式更替：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只有一个“范式”，即以政治—行政两分为基础的“威尔逊—韦伯”范式。但以此范式为轴心，却衍生出一系列研究潮流，这些研究潮流可以归类为“呼吁行政”与“改造行政”，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呼吁行政学”与“改造行政学”两类研究潮流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政府历史主题（主要是经济周期）的变动，学者们周期性地“呼吁”公共行政“应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等，或者周期性地提出利用某种或多种管理工具来“改造”社会，使得社会经济良好发展。这就是笔者经研究所总结的行政学演进“双螺旋模型”（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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