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带着善意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先于政治家们去完成“东亚文化共同体”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频率不是下降而是攀升；朝鲜半岛的历史地图和申遗范围不是贴近实际而是越扩越大；中日韩越等国学者在讨论历史问题时经常是伊始彬彬有礼，继而声色俱厉，最后剑拔弩张。

　　“民族国家”理念的东渐和“条约体系”对区域世界的切割，使每一个学者都被赋予了明确的国籍意识，自然，也就无权要求学者们去大讲有违其本国现实利益的话。而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国际法的框架中并遵守它的法律界定，国际间的现状便首先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事实上也讨论不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也恰恰存在于此。当我们试图回到近代的东亚世界时会发现，不但种族关系难以说得清楚，甚至对各个区域政权间的此疆彼界也实在不易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当我们拿今天民族国家甚至民族主义观念去审视并规划历史上的相关事务时，争执也就在所难免。

　　这意味着，我们观察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与方法还存在着问题。

　　问题之一表现为，我们试图通过历史的过程来改变历史的结论。具言之，即试图通过历史过程中有利于自己扩展的叙事来改变现实当中有损于自己领域的历史结论。在“民族国家”不时被“民族主义”所劫持的情况下，它容易造成这样的困境：那些本该提起讨论的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真实关系问题，由于现实的原因，却不得不经常性地变成学术禁区。

　　问题之二表现为，我们习惯于用历史上的“中心—边缘”构图来审视今天的东亚世界，抛却了现代人所必备的国家平等意识。由此，在现代国际关系意识相对稀薄的情况下，“力”的作用反而获得了凸显：直到昨天还消极有加的防卫意识，会因为力量的增强而迅速转变为毫无限制的膨胀主义。这种“自卑与尊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还构成了“自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共通要素。

　　问题之三表现为，文化的亲缘关系这一无法改变的亘古事实被人为地扭曲了。它容易带来这样的尴尬：当需要想象中的部分“失而复得”并以为有可能“失而复得”时，历史上的共同点便成为彼此抢夺的对象；当想象毕竟只是想象的道理一旦明晰，最大限度地剔除共同点的行动便倏忽间跃居峰巅，使“差异”和“排斥”被夸大到绝对的地步。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观察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与方法作出客观的调整和有意义的改变。

　　首先，不应该拿历史上的政权及其所辖范围与今日国家称谓和领域进行难以操作的对接，事实上也对接不了。只有以古论古而不是以今代古，近代东亚地区的民族和政权问题，才有可能被放在平心静气的场域中来讨论，而以往不敢触及的所谓微妙处，也才有了深入观察的可能。一个新的视角，或许能给我们的研究赋予某种阙失久矣的客观，它要求回到民族国家前并站在东亚视野下，而不是固守当下的狭隘民族主义并立足于任何现代国家。

　　其次，由于“民族国家”不等于“民族主义”，因此无论“民族国家”的观念和现实暴露出多少可以讨论的缺陷，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决作为19世纪以来通行世界的“公理”，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通行于东亚两千余年的“华夷秩序”——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反思和再认识。它要求研究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摒弃成见，客观地分析“华夷秩序”形成过程中有哪些要素代表了东亚民族和政权间的自觉自愿，又有哪些成分曾经并将继续成为危害东亚国际关系的毒素。

　　第三，由于近世特别是近代以来东亚各国间普遍发生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家，而这种分家还因政治分立的强化而导致了文化亲缘的否定，因此，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过东亚区域合作的“汉文”和以此为媒介而创生的共同文化基础，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近代以来“和制汉语”对中国的逆向输入和广泛运用也表明，汉文不是“他者”，而是东亚人的共有文化遗产。在度尽劫波后汉文能留给该文化圈的，应该是暖意和乡情而不是戒备和敌视。也许只有在这里，东亚人才能找到共同的文化家园。（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