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觉得“理解”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们也不去思考，为什么理解得以可能，理解的条件是什么，哲学诠释学追问了这一问题，从而也促使我们追问国际关系中理解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更多地掌握在科学方法迷雾遮掩下的一些久违的东西。

　　如果我们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中的一切实体、行为活动、思想观念都可以被视为文本，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特殊的是这里把国家和国家的人比作了理解者。国际关系实践实际上是各个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对文本的解读 。从诠释学的视角来看，国际政治的实践活动其实也就是一种理解活动。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及各个可能的行为主体间的整个互动过程也就是一个“理解”过程，是理解者与对象的对话过程，通过理解实现了对话。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锲而不舍地追究终极的问题，而且还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

　　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并非“物”“知”一致，他的真理是“敞开领域”或“存在之澄明”，也就是存在的显现。 把这一观念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就是使国际政治向我们敞开，在我们的视野中不断显现。这其实是在说我们必须参与其中去获得真理。我们总是认为国际政治现实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国际政治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它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不一样的。国际社会作为不同国家的对象物会被理解得千差万别。比如，就朝鲜而言，国际社会是一个危险的丛林，而就美国而言，国际社会是一个自身所领导和治理的大家庭，而对于巴勒斯坦，国际政治对它而言是一个艰难求生的角斗场。只有当国际社会面对不同的国家作为被理解对象时，它才会展示出与该国相应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自身的存在。

　　国家对任何问题的“理解”都是依赖于该国的“前见解”。“前见解”这个概念出自于海德格尔，它是我们在理解对象前所带的先有的理解，这种“前见”来源于“历史”与“教化”等，也就是“与同一事情相关的存在” 。在国际关系的理解中，各国总是有“前见”的，一国对他国总有一个先有的概念和印象，这些内容是无法消除的，而且在理解中也是脱离不了的。比如，美国大选涉及许多层面，但是对中国而言我们所知和所了解的美国大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的基础，大选的更多层面我们并没有看到。“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这整个传统有一个实际的兴趣。” 国家正是借助于它的前见解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才能够行动。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视域融合”。视域融合讲的是在看视一个文本时，我们有一个现在的视域（“前见解”就包含在这个视域中），而当我们带着这个视域置身于文本的历史传统的历史视域时，两种视域相融合使我们可以对文本进行理解。我们常说要从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国与国之间如果都能从对方的立场想问题，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对方，但是，舍去自己又怎能理解对方，视域融合的要求是现在与历史的统一，理解者与理解物的统一。在国际行为中，国家对国际行为的理解实际上都脱离不了该国自己的视域，是它的观念与对方国的传统、历史相融合的一种结果。我们总认为他国怎样怎样，而很少想到我们是从本国自身去思考他国，我们总是以为他国就是那个样子，或者，我们总是在探究他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实际上他国的样子是我们“认识”到的。

　　“真正的谈话的本质就在于，含义总是会超越所说的话语。” 因而，任何一国的行为其结果是注定无法科学预测的，其他国家的理解是一种复杂的活动，绝不是以施动者本身的意愿为理解尺度的。因而在外交决策中，一国往往难以判定该行为会引起对方的何种反应，因为对方对该行为的理解范围远远超过了施动者本身。“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阅读根本不是能用原文进行比较的再现。”

　　理解者可能拥有施动者起初所未曾有的理解和一些长期不能把握的理解。因为“本文的意义超越了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了时间、历史、未来，没有了自己和理解者，而单纯去追问对象是什么，这就造成了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我们说，理解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不是主观也不是客观，既不是一时也不是永久，而是视域融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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