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世纪之交对欧盟而言意味着成功和期待。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进入到了欧洲联盟的时代，欧元的正式流通及其随后的欧洲宪章制定和批准进程标志着，欧盟不仅在各个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遥遥领先，而且开始进入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松散联邦模式、又不同于常见内部联邦制度的新型制度探索。今天，乐观情绪在欧盟内似乎正转变为困惑感。全球化加快带来的普遍失衡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着欧盟最赖以骄傲的社会模式：内部的一体化进程速度在放慢甚至受挫（欧盟宪章议题）；法德双核发动机出现了不同步运转的局面；来自中欧东欧要求更多代表权和决策权的诉求正在质疑欧盟机制以前形成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在经济活力相对低迷不振的同时，决策体制运作的钟摆如同与在美国一样，更多偏向于企业和金融界巨头（Magnat），而且短期内难以改变，政治家们穷于应对社会抗议行动，而后者在维权、保障社会正义的旗帜下，却拿不出来某种未必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

　　饱餐之后需要时间来消化，长路之后需要休息和思考。在时间层次上，欧盟需要相当时间来消化或融合世纪之交的东扩；而在空间意义上，欧盟更需要在未来轮廓、身份界定和行事方式上形成难度更大的共识。

　　边界轮廓

　　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在到达北、西、南三个自然地理边界之后，剩下了一个尚未给出答案的问题：向东扩到何处？

　　在相对次要的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地区各国参与欧盟的进程从根本上看已成为一个无大悬念的达标时间和接受程序问题。当然，相比其他中欧、东欧国家而言，族群—民族主义的遗产在这里呈现出更加碎片化的局面，使得重建此次区域的一体化更加困难：在理论上奉行多族多元原则的波斯尼亚，战争伤口在愈合，但各族按域分居甚少来往仍是残酷的事实（类似的还有马其顿）；基于族群中心论的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前景不明；更小的黑山共和国从塞尔维亚中再次分离，愤怒而又无奈的塞尔维亚除了加入欧盟别无他选。碎片化进程用了大约15年，而再次一体化，特别是民众的心理接受和真正认同，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成本也更高。

　　欧盟东扩的另两个可能方向都带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其带来的地缘政治意义（欧盟—俄罗斯关系，美国的选择）会更加强烈得多。

　　对于希望“回归”到欧洲大陆的独联体国家，欧盟政策更多的是现实回应型的，舆论更多的是同情。从长远看，欧盟需要一个明确的共识原则，表明在多大程度上，它愿意影响和介入、进入和渗入到“斯拉夫世界”。“老欧洲”和“新欧洲”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对欧盟是作为如同莫斯科所担忧和愤怒的一个“渐进蚕食者”还是满足于扮演一个“价值辐射者”的问题作出回答。从在乌克兰“颜色革命”和最近乌克兰—俄罗斯天然气之争事件中欧盟的作为来看，后者缺乏这种共识，常常在“公正的调停者”和“有限的鼓励者”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

　　类似的方向选择同样存在于高加索地区。欧安体系如同在南斯拉夫一样，对于南北高加索的冲突显得无能为力，在强大的美国介入因素和越来越拒绝妥协的俄罗斯态度之间，欧盟似乎除了冲动性追随和口头原则声明之外，拿不出自己的有效选择。

　　与土耳其不一样，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欧罗巴基因”遗产更明显，“斯拉夫烙印”越来越成为过去式，或迟或早这种身份认同会引起回归入盟的诉求，这将给欧盟再出一道题。

　　经历了50多年的建设，欧盟的地理轮廓日益明确，除了向东到何处这一问题，戴高乐昔日筹划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观已无人提及，如何影响、进入乃至改变“斯拉夫世界”或以何种框架与之相处，是欧洲的千年问题。在制度价值优越感下的冲动举止和基于现实主义观的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定期摆动——当然，今天的波动频率更快了——仍然是欧盟政策的特征。

　　而在轮廓内的巴尔干，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地区，欧盟要为实现多样化的平衡、推进一体化的进程表现出更大的耐心，规定更长的期限和付出更多的努力。更何况，对于今天的混乱局面，欧盟（至少某些成员在某些时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定位与方式

　　在公开宣称的理念追求中，欧盟自视为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在全球治理中起着表率作用，是核心价值和社会模式的优化者并十分钟情为人师表。然而，欧盟内部的经常辩论和外部世界的不同解读表明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作为表现远非如此理想化，欧盟在数种身份之间摆动，它的泛大西洋情结还难以挥而去之，它以“北方”身份行事时不乏傲慢而少见谦和，它的心理态度仍需调节。

　　实际上，在与各地区组织缔结和发展伙伴关系时，在应对全球治理的诸多议题上，欧盟都表现出了恰当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而在国际危机管理事务上，欧盟的自主性往往是宣示型的，是难以独自操作的。在捍卫各成员国利益时，欧盟更像一个无指挥或指挥不灵的松散乐队，各奏其乐。今天欧盟的自主性面临着一个从未出现的历史趋势：西方世界（实力、影响力、控制能力）的相对弱化。欧洲的政治家和精英对此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是借助外力来延缓这一进程，还是整合内部以自主一极的身份来适应这一进程。人们所观察到的较多的是历史惯性下的前一种选择。

　　欧美之间，既有社会模式之争，亦有战略目标协调，在冷战时期尤为如此，冷战之后迄今为止国际形势的发展强化了欧洲精英和民众的某种泛大西洋情结，而且往往超出了传统左右翼对美观点的差异。在共同价值观的框架下和文化与政治认同感的作用下，欧洲对美国的批评往往是对人对事（小布什、单边主义）不对制度，在不满中更多表述的是期望，甚至目前到了一头热的程度（奥巴马现象）。不断向美示好、渴望获得美方对等承认已成了多数欧洲政治家的通常心态，而时遭美方冷落的局面又激起了欧洲精英的情绪型反应。也许，这更显示出了欧洲精英（至少是相当一部分）底气不足的精神状态和面对未知前景的内心焦虑感。

　　相对于美国形象，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欧盟在外部世界的形象要好得多，也更具稳定性。不过，在欣赏、借鉴甚至汲取欧洲社会模式经验的同时，非西方世界对欧盟（特别是其中的老成员国）的看法也不乏保留和批评之处，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欧盟常常自封法官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欧盟虽不刻意、但潜意识中仍流露出来的那种好为人师的口气，在欧盟时时挂在嘴上的普世价值和按教条化了的“政治正确性”的行事风格中，不难观察到私欲追求、传教士心态和政治文化歧视传统。而欧盟对此的认识和反省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孔子曾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欧盟早已立起，而天命仍需不断修正和重思，实质上的大惑之年对于欧盟而言，不仅是困惑的局面，也是对困惑的解读以及对此的适应和深思。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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