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建设和谐周边，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一项外交战略，可谓是“恰逢其时”。抓住并用好推动建设和谐周边的历史机遇，妥善应对所面临的不利条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

　　提出建设和谐周边，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党中央在坚持科学发展、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将和谐的理念逐渐拓展到周边地区事务领域，逐步形成了推动建设和谐周边的重大战略思想。2006年6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的战略倡议。这可能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把“和谐”理念应用到具体地区。同年6月17日，胡锦涛主席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和谐亚洲”概念，即“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2008年年初，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胡正跃在接受《世界知识》采访时明确提出了“和谐周边”概念——我们将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更加积极主动地开拓周边外交，为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周边作出新贡献。实际上，在周边及整个亚太地区，中国一直积极地参与和推进多边进程，这就对党中央的周边外交战略思想创新提出了直接要求。

　　和谐周边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理念。对和谐周边进行恰如其分的定位，是认识和谐周边丰富内涵的重要前提。应该从何种意义上来认识和谐周边？对此，人们的回答难免存在一些差异。有人认为，和谐周边是一种美好的地区秩序；有人认为，和谐周边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笔者认为，和谐周边应视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理念，这主要是因为，实现和谐周边的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当前，推动建设和谐周边面临一些现实的难题和挑战，绝非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短期努力所能完成。换言之，它需要周边各国人民长期不懈的携手努力。

　　能否科学界定和谐周边，直接关系周边国家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和支持力度。因此，理解和谐周边的概念，应坚持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和谐周边具有变动性。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谐周边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性和可行性的科学概念，其内涵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而且，和谐周边的含义也需要不断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不可能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和谐周边概念。

　　第二，和谐周边具有相对性。任何真理性认识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和谐周边不是乌托邦，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和谐周边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世外桃源的“鸟语花香”。即使在和谐周边的状态下，周边国家的人民也仍然会面临一些难题和挑战。因此，不能将和谐周边的内涵无限放大，更不能“想当然地”赋予其一些不太现实的含义。特别是，认识和谐周边的逻辑起点不能脱离地理因素的限制。和谐周边所指涉的区域主要是指中国的陆上邻国和海上邻国，如果想当然地默认周边合作的“泛亚洲化”或者“泛亚太化”色彩，那么这种意义的“和谐周边”明显不符合周边各国相互合作的发展潮流。

　　第三，和谐周边具有普世性。和谐周边带有中国的文化烙印和目标追求，但是和谐周边更是在普遍意义上的美好理念，不能受制于国别、文化、民族的限制。中国的地区理想应是开放和包容的，与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相互融合。因此，界定和谐周边的内涵应选用一些普世性语言。唯其如此，和谐周边的理念才易于为周边各国理解和认同。

　　第四，和谐周边具有系统性。和谐周边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含周边国家之间、周边国家与域外国家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因此，界定和谐周边的内涵应注重整体性，既要揭示和谐周边的一些阶段性特征，也要注重和谐周边在不同层面上的体现。尤其是，需要揭示和谐周边与和谐亚洲、和谐亚太、和谐世界等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

　　除上述四个观点以外，和谐周边的界定也应遵循“简约”原则。和谐周边的内涵丰富而又深刻，不可能逐一列举，只能择其要义——和谐周边是指，通过维持持久和平来促进周边各国共同繁荣，反过来通过促进周边各国共同繁荣来实现持久和平。一方面，和谐周边应是一个实现持久和平的状态，这是“和平为上”观念在和谐周边中的体现。它所要求的和平，并不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是指周边各国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永恒状态。因此，和谐周边的第一要义应是追求持久和平。另一方面，和谐周边应是一个促进共同繁荣的状态。这是“人人发展”观念在和谐周边中的体现。繁荣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而是周边国家的共同事业。因此，和谐周边应强调周边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按照这种美好理想，21世纪应该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繁荣，共同构成了和谐周边的科学内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是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条件，更是和谐周边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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