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已经逝去的2009年，那么这个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2009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吹垮了精致的柏拉图城堡，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坚持“三大范式”的理性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了，以往的格局观念也无法形容已经过去的2009年，就让我们跟随密涅瓦的猫头鹰来重新盘点走向“后现代”的2009年。

　　中心消解

　　美国常将自己比作“山巅之国”，而在2009年，这个自诩的中心在走向消解。随着奥巴马的上台，被称为保守主义中的原教旨主义的新保守主义退潮，追求巧实力和多边外交成为了美国外交官口中的新名词。拉美历来是美国的后院，然而在今年洪都拉斯的政变中，那些等待着美国指手划脚的观察家们大跌眼镜，美国开始不作为了，这还是那个曾经去巴拿马“逮捕”总统的美国吗？在东北亚，朝鲜进行的一连串核试验和退出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惊人之举，使举惯了核大棒的美国突然要面对朝鲜半真半假的“核威慑”了。这还是那个习惯充当世界警察，维持“世界秩序”的美国吗？在“后院”不再是为所欲为的势力范围的2009年，在核武器已经扩散到穷国、弱国，不再是大国特有身份象征的2009年，美国很无奈，大国很无奈，传统意义上的“极”也很无奈。在美苏争霸的时代，那个能掩盖一切、解决一切的“极”在今天消失了，可以说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在2009年正走向消解。

　　主体衰变

　　当代国际关系的主体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则起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然而2009年，在欧洲这个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发源地，这种情结却开始走向终结。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欧盟据此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和“外长”。具有弱宪法性质的《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联邦主义者向往的那个“欧罗巴合众国”在若隐若现之间呈现。当然，此“国”定非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之“国”。

　　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人不但在终结着自己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还试图终结别人的。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在2009年，颁令拘捕苏丹总统巴希尔，罪名是其在达尔富尔触犯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这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7月成立以来，首次对一个国家的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所以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主题，就在于它历史性地肯定了“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国家主权原则。而2009年的这两个事件则在根本上挑战着这个游戏规则。不管是《里斯本条约》生效所代表的自愿让渡，还是国际刑事法庭逮捕令的“强加于人”，都意味着传统主权民族国家概念的尴尬。也许在未来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威斯特伐利亚的历史终结于2009年。

　　武器终结

　　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当然，马克思是说理论永远代替不了实践。把这句话倒装，“武器的批判替代不了批判的武器”，却恰好可以用来形容2009年。

　　2009年，武器正在走向终结。美国在走出越战之后开始兴起新军事革命，借助新军事革命的技术成果，追求远距离、高精度、非接触式的战争形式。自巴拿马战争以来，美国用新式武器对世界进行的“批判”一度无往不胜。但是2009年，美国反恐战争中重点打击的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卷土重来了，塔利班重新控制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使喀布尔成为了一座孤城，而美军的后勤补给线则成为了屡受打击的软肋；在东非海域，美国海军努力绞杀中的索马里海盗开始走向“蓝水”，海盗们不但可以“远航”至1000多公里之外寻找猎物，还猖狂到追击美军后勤舰只。在受到美军围剿的时候，各路海盗更是“协同作战”，让美军顾此失彼。这两个反常之举，无疑正深刻批判着美国式的“武器的批判”。

　　在新军事革命之前的军事力量往往首先意味着组织和动员，这本身就意味着军事力量离不开社会的土壤。而新军事革命带来的纯粹高科技的武器在自身伤亡大幅减少、打击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战争逐渐脱离社会的土壤，失去了动员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作用。正如追求效率和结果的工具理性取代不了追求解放的价值理性一样，在贫困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阿富汗塔利班和索马里海盗用“伊斯兰复兴革命”和“打劫致富”挑战着美国的打击效率，用大量低端的技术稀释着美军高端技术的影响，用国际草根的姿态嘲笑着所谓的国际精英，用批判的武器批判着武器的批判。

　　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认为：与高度对抗，成固定集团的所谓“极”的时代非常不同，用战争来强迫别国不再是重要选项。战役的胜利在影响国家与社会方面无疑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结构颠覆

　　继续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2009年，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和中国的表现无疑在颠覆着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美国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历史性的上台执政，宣示着美国变革时代的来临。日本完成了战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更迭，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被民主党取代，影响日本政治生态的官僚政治、世袭政治、一党政治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生态所取代。中国在完成2009年GDP增长“保八”目标的同时，三大银行（工商、建行、中银）市值排名进入世界前三，交行成为第十，中石油市值与埃克森-美孚相差无几，人民币与美元、欧元平起平坐的时代为期不远。中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抢眼，虽然中国并无大搞“G2”之意，它却始终是世界热议的话题。

　　美、日、中这三个国家用各自的表现颠覆着国际关系中的“结构”。奥巴马的上台意味着白人占多数的美国第一次选出了自己的黑人总统，自南北战争开始后制造出来的宪政裂痕终于至此愈合，美国白人政治的结构被颠覆了。日本民主党的竞选成功则意味着日本政治生态的转变，传统的一党制政治未来将可能演变为日本式的两党制政治，而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将进入调整期，其改变的不仅是日本的政治结构，更可能是东亚的地区结构。中国的抢眼表现带来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革，专家预测，中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成为第一大经济强国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结构，这个意味着稳定的名词在2009年逐渐被颠覆。

　　时代破碎

　　在美苏争霸的年代，一场流感往往不会登上政治家讨论的大雅之堂；在不太遥远的十几年前，人权而不是碳排放才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借口，而在2009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甲流（H1N1）和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让以原有眼光看世界的人失去了焦点。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们慨叹他们已经“边缘化”了，因为对于现在的“国际”问题，他们甚至缺少基本的了解，更谈不上发言权。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由五级升至六级，即最高级。这是1968年以来，世卫组织首次宣布全球性“流感大流行”。而在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谈判会议更是被称为“最后一次拯救地球的机会”，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在讨论着甲流和气候，这两个“非政治”的政治议题，谁还记得传统的国际政治议题？那个被战争、领土这些传统议题充斥的年代也许逝去的太快了。

　　在美苏争霸的时代，美苏两国就是最大的全球性议题，我们可以用“两极时代”来定位自己的时代，而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全球性议题变得飘忽不定了，固有的焦点、热点被破碎化的议题所取代。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由于我们无法确认自己的议题，所以我们也无法确认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破碎了。

　　追问逝去的他者

　　消解、衰变、终结、颠覆、破碎，当我们用这些形容词来盘点刚刚过去的2009年，我们收获的只是迷茫吗？海德格尔说过：“追问存在的问题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后现代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只是找回了在原有国际格局观念下被忽视的“他者”。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常用“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来形容国际关系的体系特征，而在2009年，这个“无政府状态”则显得更加“无政府”。“无政府状态”要用“无政府”的视角才能加以解读。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曾经说过“科学的本质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也许才是拨开眼前迷雾，认清局势的真正态度。

　　2009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既不必为旧世界的逝去而伤感，也不必为未来新世界的莫测而悲观。后现代的2009年已经成为了历史，2009年之后的2010年已经走来。历史的逻辑仍在继续：过去的潜流有一天会成为主流，消散的主体经历重新整合会以新的面目呈现于世，颠覆的结构孕育着新格局的竖立，时代的破碎犹如池水被石子激起，涟漪过后，水面会恢复平静。历史之后的历史如何书写？2010年，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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